老C带着我来到了东楼后面的一个地下室里，在那儿认识了一位心理学系的W教授，W教授的一个心理实验室就在这安静的地下室里。正直炎热的夏天，刚刚下了几级单通道的水泥楼梯，就顿感凉爽，底下有几间屋子，我们进的那间屋子里铺着地毯，干净、宽敞。
背景是劝业场大楼，1984年7月底～8月初
原来，是否在上海建设高架铁路事宜，来自于同济大学、上海铁道学院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要专程去天津、北京实地考察。他们需要两个助手在京津两地高架铁路区域挨家挨户调查高架铁路噪音对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于是W教授就了叫老C，再让她找个人。
具体是哪天出发的不记得了，刚刚到天津的时候是住在某个研究机构的招待所里。专家们沿着高架铁路地段对噪音进行实地考察、监测、取样。随着白天与夜间不同时段，以及远近距离的不同范围，找出噪音的分布规律。我和老C则人手一叠事先准备好了的基于心理声学原理而出的主观评价调查表，走街串巷，一家家敲门拜访，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居民寻问有关高架火车噪音对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问他们噪音是否引起烦恼啊？影响睡眠吗？谈话和思考有什么程度的干扰等。我们则在表格里的心情烦恼程度：“安静”、“比较安静”、“闹”、“很闹”、“不能容忍”；思维干扰程度：“无影响”、“有时有些影响”、“经常有影响”、“严重影响”等处打勾记录下他们的回答。估计居民们以为有人来调查，将会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都很愿意配合我们，对我们很热情，令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不少人心脏不舒服、有人患高血压等。
背景是劝业场大楼，右边的女生是天津方面的接待员，1984年7月底
7月29日，我们入住了地处天津最繁华地段、和平路与滨江道十字路口、有悠久历史、建于1928年的交通饭店，我和老C住在402客房，因该是在下图第四层有阳光照射到的左侧第一间，窗子对面的是1931年开业的惠中饭店大楼。
照片取自网络
网络照片，左后方是交通饭店，右边的是慧中饭店大楼
402号房的窗前，1984年7月29日
录音机，1984年7月29日
柜子上的录音机是我们带去考察用的，那天放在我们屋里，老C拿出几盘磁带，挑了一盘放进录音机里，按了播放键，顿时屋里响起了节奏鲜明的迪斯科音乐，合着节拍她就扭了起来，踏步转身、扭腰送胯、耸肩转肩、前躬后仰。。。跳得很投入、很自信、很潇洒。我似乎看傻了。老C示意，一起跳，我不会，她示范了几个简单的动作，说，最主要是跟上节奏，顺着音律、自然带动，怎么扭都行。试试吧，我也跟着摆动起来。
屋里没开灯，路上昏暗的街灯映进来了一些些，音乐放得比较响，我们俩扭啊摆的，有点忘乎所以了。咚！咚！咚！有人敲门，老C过去开门，我按了录音机的停止键，屋里骤然静了下来。W教授一脸严肃出现在门口：㑚辣辣做啥？发疯了啊？音量开了嘎响！注意眼影响好𠲎！对过楼里厢额宁侪辣辣看㑚！【你们俩在干吗？发疯了啊？音量开得这么响！注意点影响好吧！对面楼里的人都在看你们呢！】
扭头一看，对面慧中饭店大楼的窗口、阳台、以及楼顶露台儿上都站满了人，正往我们屋里看呢。啊～捅了篓子了！我们像是被大人责骂了的、做错了事的孩子，红着脸，低头不语。好在那些隔窗遥望围观的人们并没有显出丝毫的反感，多数只是好奇地静静地观望。那时候录音机还是奢侈品，迪斯科舞也是刚刚传入上海。多年后回过头来想想，当时能住这种级别饭店的人也是会有一定修养的，不会瞎起哄。
我的床，1984年7月29日
我们乖乖地安歇下来，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时有马车路过，颠儿、颠儿的马蹄声伴著赶车的吆喝声在宁静的夜晚分外清晰地传上楼来。只有在电影里见过马车的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趴在窗口朝下看，幽暗的街灯下只有几个人影在匆匆赶路，一两辆自行车骑过，似乎都急于回家。奇怪，才过10点，这么繁华的地方，都没有人荡马路？上海滩可不是这样的。我俩学者电影《青松岭》里车把式钱广的口吻，朝着路过的运货马车喊“吁～～”“驾！”但是那些马好像都不长耳朵，不听我们的口令。
这时，对面楼中右侧二楼的一个窗子里出现了两个男青年的身影，他们伸直了手臂热情洋溢地向我俩挥动，想必早先他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这里的“疯狂”。礼貌地挥手作答。 他们做了个要给我们打电话的动作，我们伸出手指，比划了4、0、2的手势。电话随即就响了。这真是疯了！
老C接了电话，说是他们约我们第二天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出门在外有点无拘无束了，我一反常态，这次非但没有约束自己，反倒觉得些许的兴奋，真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他们住的饭店。进门登录时，看我要写名字，老C在我耳边轻声提醒说，不要用真名，我还差点儿就写了真名呢，不得不佩服她的谨慎。
他俩二三十岁，是从广州来的商人，很阳光、很自信，根本没有我所理解的商人应有的样子。他们请我们在惠中饭店的中餐厅吃了一顿相当丰盛的午餐。说真的，那是我头一次吃到的这样昂贵的午餐，当然我不会显得没教养，时至于此，我已经练就了一副至少在表面上显得宠辱不惊的自若神态。听说我们将在第二天下午去北京，巧了，他俩也正好明天下午要去北京的。说好了第二天上午带我们一起去水上公园。
那天晚上，W教授告诉我们，鉴于我俩的不良行为，我们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前往北京。 不知咋的，好像他们都知道了我俩的行踪，似乎我们的每一步都被监视了。哦！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告诉那两位，我们不能去公园了，我们不得不在早晨离开。老C试图打电话，但酒店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之间没有电话服务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俩就坐上了一辆卡车先行离开了天津，专家、学者、教授们过后再去。没有机会向那两位解释，想象中他们的失望，甚至于气愤，在他们心里我们不就成了俩“小人”了吗？！一路上我俩的心情都不好。中途突然想起，那两位下午也会来北京的。我们决定到火车站去等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向他们道个歉，解释一下我们爽约了的原因。
下午，我们赶到了北京火车站，站在大门口，眼睛在出站人流里踅摸。幸运的是，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了他们！我俩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却一脸的不高兴，不和我们说话，只顾往前走。显然我们的不辞而别伤了他们，也损了我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我们跟上他们，向他们道歉并做了解释。看我们确实是一片诚心诚意，听了解释，弄清了事实原委，从而谅解了我们，消了气。如此，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去宣武门饭店的常租客房，我们回旅馆。约了第二天一起去游颐和园。
第二天上午，在北京的高架铁路附近走街串巷。发觉我们走访的人家相对来说，热乎劲儿比天津人大大地降低了好几度。他们不如天津人那样直爽、热情、好客。
下午我们在颐和园门口相聚，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们几个一起在颐和园里漫步。他们的幽默诙谐加上独特的广东普通话口音真是很逗，一句学北方爷们儿的话：这天气，真他妈的热！听着就是佶屈聱牙。他们说要请我们去吃北京烤鸭，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他们的“吃”字发音“七”，“真”字发音“金”，听的我和老C都偷着乐得肚子疼。
颐和园，1984年7月底
在十七孔桥附近，还遇到一位北方内地来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挺阳光的，主动跟我们攀谈，也和我们一起有说有笑、愉快地围着昆明湖转了一圈儿。将要分手时，他说起自己是得了绝症的，单位给了假，工资照发出来转转。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消沉，坦然面对的样子。令人唏嘘、佩服。
颐和园，1984年7月底
颐和园，1984年7月底
这是我这辈子玩儿得最疯的一次，居然跟陌生人一起吃饭、一起游园。回上海后老C跟他们通过一封信，后来就没再联系。
20年前的闲暇日子里，我用英语记录了过往的人生故事，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现在老C已经远走他乡定居德国。有时我也想知道那两个年轻人在哪里。希望他们的生活美好、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是不是偶尔地也记起与我们的那段交往呢。42岁的我不再年轻，但每次回忆起这段清纯又狂野的经历时，不由得哑然失笑。
那次我们还在工作之余去了，北海公园、天坛、长城、故宫、十三陵等地。
十三陵，1984年7月底8月初
1984年7月底8月初
1984年7月底8月初
1984年7月底8月初
第二百七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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