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24, 2011

问答 [二]

问:上次你的回答不到24小时就不见了,如果不介意,能不能接着上次的话题给些案例?

答:这也不奇怪,可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了。第一个案例是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部分,碰巧可以看看周总理在为之鞠躬尽瘁了一生直到临终仍面对险境的体制内是如何周旋的。

有的回忆录把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归功于周历时数年的精心准备,也有的归功于复出一年多后主持起草的邓。但如果仔细研读内容和文字,并对照同一日春桥所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导四届人大这两个主要报告以及新修宪法的总纲很明确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另外,和周在1973年8月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相比,“批林整风”一词被“批林批孔”替代,而且在报告的前半部分,从第一小段开始“批林批孔”反复出现七、八次之多。其矛头所指,恐怕没有人比周更清楚了。所以如公开版本所述,周愿意接受“中央的决定”在四届人大上作这个报告,想必是经过一番权衡的。顺便说一句,对於各级干部群众,“中央”无非是指北京的权力核心,而对位於中央顶层的若干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码词,需视上下文而定,比如单指毛或主要指政治局或某个小组。而且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听来,尽可以根据地位不同而自行理解,也八九不离十。

后来,海外一家北京色彩浓厚的电视台专访了在文革期间得到周诸多提携的一位文革前就下乡的女知青侯隽,并披露了一些四届人大的历史镜头。

周的开场白是:“我只念头尾两段,好在今天正式文本已经印给各位代表了,也是经过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特别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审订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周的肢体语言。根据其它记录,周所说的头尾两段并非官方文字的头尾两小段,很可能是没有设章节小标题而以“各位代表!”切分并衔接的报告各大部分中的头尾两大部分。其中最后一小段,是周从座位上站起来、站着念完的。

和周及其手下打过交道的美国谈判官员R. Solomon在培训教材中曾经这样总结:对话中的中方人员经常要向一些不在场的听众发表演讲,包括上级领导(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其指示以表忠心),也包括政治对手(以不留下任何口实),甚至还要包括外国元首(以昭示北京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并没有出卖他们的利益)。

我们借助时间的优势可以看出,周看似信口道来,却意味深长地把相当一部分功劳,当然也包括责任,归给了在场的春桥等写作班子成员和不在场、但掌握最终拍板权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恐怕是准备留给历史的,不在场听众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了。

周站起发言的肢体语言,也很明白地告诉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什么是他所要说的,什么是文革结束后被统称为“不实之词”的他不得不说的。

问:从你的叙述,听不出对四人帮们和周总理两者之间有什么褒贬?

答:在被神秘包裹起来的体制内,被别人强加不实之词者和由於各种原因而主动使用不实之词者之间的划分未必就那么分明。请接着看报告的国际部分。

第一百四十篇

Sunday, November 6, 2011

Ooooooooops! 文章被和谐了


发博文时间:
问答 [一] (2011-11-06 11:54:01)


第一百三十九篇

Saturday, November 5, 2011

问答 [一]

因为住得偏僻,和外界往来不多,网络成了我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近来遇到的一些疑惑,就近问了问“Pip”,以下保持了问答的基本形式,没有仔细整理,问答中的观点都可能有失偏颇。

问:在回答其它问题前,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的专业背景?

答:我是八十年代末的工程技术自费留学生,这些年,担任实时信息处理全职工作的三家公司中,有小得不能再小的只有两三个全职雇员的公司、有从二三十人发展到百八十人在那斯达克上市的start-up(高科技新兴起步公司)、也有全球职工数以万计的大型企业;还由於长期从事个人独立咨询,合作过的机构、企业遍及欧美、中南美洲,也包括个别亚洲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研发中心。实时信息处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精密制造、高能核电、国家地理、欧美两家主要金融通讯社的新闻profiling(自动搜索、分类、概述)、中央银行数据发布,和基於全球期货市场竞价为职业交易员提供瞬间决策等。引用Pip被问起这些年怎么过来时作答的一句概括性的话,真可以说是“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

这20来年的职业生涯,正好和互联网的发展几乎同步。目前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互联网1.0版以网页、电子邮件等的信息传递为标志,互联网2.0版则以近来直接引发中东、北非变革的大众参与并主动提供信息内容的社会传媒为标志,互联网3.0版则以大量信息的智能处理和服务为标志。

十七八年前,我的主要工作内容,用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今天互联网3.0版的一部分,只是当时仅限于高端的机构而未被普及。需要说明的是,由於我缺乏人文学科的专业知识,仅能从信息的视角来探讨。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会提供些自己因东奔西走而接触到的人、事及其背景素材,供参考和批判。

问:我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以来中东、北非一些前领导人的结局是否印证了西方列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不公正?

答:刚才忘了说,我有一部分本科教育是在美国完成的,这第一个问题提醒我不得不从信息的角度阐明一个原则,就是你问题中的用词,一些词在英语中叫code words(代码词汇),也就是有密码性质。如今国内有红楼梦密码、三国密码,但涉及当代外交和权力核心的文稿中,这个情况尤其严重。

原本这些代码词汇有类似专业术语的功能,可以简洁高效地传递信息。但是在一个审查严密的制度下,这些词往往被用来屏蔽、过滤甚至扭曲信息,有意无意中使思想被钳制,妨碍我们对事务的客观描述。

即使在一个信息相对公开的环境里,由精英主导的决策圈子也会有代码词汇对舆论进行引导的现象,为了尽量置身事外我也会注意避免“西方列强”们喜欢用的名词,请帮助监督。

由於这第一个问题受中文传媒的导向非常明显,让我从另一个极端一点儿的角度中和一下:

就以利比亚那位前领导人来说,几个月前,西方媒体广泛引用了他把枪口指向民众时援引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件事,我这里就不全文摘录了:“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给拿走”。

注意,这里他用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国家”这些词,就是代码词汇。只是在权力的幻觉下,他没想到,他也会有哀求“不要开枪”的那一天。

我想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如果当权者在社会最弱势个人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无所作为,甚至默许、纵容、指使对无辜、和平人士系统地、任意地加以残害,那么当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当作法自毙者连一个面对公正审判的机会都得不到的时候,才来抱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太晚了一点?

我对拥有多年殖民历史的欧洲国家了解有限,处理的材料以英语为主,加上从美联储成立近百年间美国对世界经济金融以至二战以后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地位,我就仅仅局限在美国这个角度说。的确,历届行政当局和不止一位具有不光彩历史的中东领导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说不公正,我想对这些国家内因和平理性持有不同见解而被压制的民众来说,他们多年来曾经一直面对的难道不是更多重的不公正吗?

问:那么,美国对这些前领导人态度的转变是良心发现呢?还是想转嫁国内矛盾?

答:简单地说,都不是。如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中,大多偏重于地缘政治,从这个角度有助于解释美国和一些中东国家长期保持盟友关系。而美国对这些前领导人态度的转变,这也是主导美国深层面战略随着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自然延展。在公共服务和高等学府自如转换身份的约瑟夫·奈年初有关美国实力未来一书,对此有较详细论述。

中文传媒有关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说法,可能主要是指要求人民币升值和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

1975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个现代化,随着文革的落幕,而得以全面实施。由此而来的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在很深的利益层面上为中美关系起到了铺垫作用。因为和美国文化层面言论、信仰自由配套的是深层的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框架。这里有地缘政治的原因,比如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威胁。

但还有比地缘政治更深层的原因。

美国国内关于全球化还是贸易保护之争由来以久,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虽然当时还没有全球化这个时髦的词汇。而来自外部的挑战,包括今天面对的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新的不平衡,更多时候则是被美国决策层的精英用来向主张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施压,因为保护只能导致竞争力的下降。

所以,中美贸易、汇率之争,有美国国内矛盾深化的因素,但根本上是目前全球经济模式面临了深层的矛盾。这一点,在20国诸多首脑和财长各自对内、对外的讲话中都有触及。问题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使用各自不同的代码词汇的时候,又几经装饰,使问题的实质被进一步遮掩...

问:那么,美国高失业率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工会、失业民众作为国会议员的票源,为了保护他们私自的利益,推动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议案,不是再明显不过的将矛盾向外转移吗?

答:这个说法所依赖的推理模型过於简单。如同美国的选举,议案的推动是各方角力的综合结果。如果在中国有装配线的大型跨国公司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对他们更有利,他们也会施加影响;当然,他们还有一定手段可以对冲汇率风险。因此,从更深层次上看,汇率不是焦点,敦促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才是实质;这一点,双方政府出於各自不同的考虑,都很低调。

在国会的辩论中,如果剥离开那些党派之争的代码词汇,也有涉及美国立国之本的争论,有些争论的确涉及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问题。但在今天,这个问题,也不像200多年前那么泾渭分明,因为你说用纳税人的钱救私人银行,那不是伤害了纳税人利益了吗?但是如果不救,由此而导致危机全面扩散,引发大量失业,那不也伤害了纳税人利益了吗?

那么这些银行怎么发展到这一步,能够绑架了所有纳税人?不仅大量的中文媒体,就是不少英文媒体,对此都有个标准答案:政府监管不力。

但众所周知,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金融可以说是,除了防止核扩散之外,监管得最苛刻的一个行业,因为现代金融手段带来的风险不亚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着对compliance(合规)要求的提高,越是大型的金融机构反而容易在竞争中以此作为壁垒,在与稳健保守的小型社区金融机构竞争中享有规模效应的优势。

因此,他们有效利用了政府对次贷购屋者的政策倾斜,在短暂获取丰厚利润之后,引发了全体纳税人必须面对的危机。就算政府监管不力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谁又能保证以后的政府能够监管有力呢,如果纳税人允许政府权力因继续扩大而变得更不透明就不会给银行更多可乘之机吗?另外,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监管的问题,因为政策层面还必须有鼓励创新、创造就业机会的内容。很多纳税人至今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深层的问题,而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并没有触及这些要点,其结果很可能被各派政治力量同化进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之内,而深层的问题依然如旧。

我不懂社会学,但美国一些金融机构绑架整个纳税人的现象,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纳税人会不会以其它形式被绑架,也是值得思考的。

问:你的一些回答,对我来说比较抽象,总的印象就是和广播、电视上的观点相比是有些不同之处。你是不是有什么框架,我又怎么知道你的看法只是基於一些不见于标题新闻的材料而并没有新意?或者是在搜集了大量材料基础上,自己得出了些未必站得住脚的结论呢?

答:关于一些不见于标题新闻的材料,由於准备不充分,我下次再提供一些详细案例,虽说不常见,但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至於因为处於相对弱势的一方要屏蔽信息也好,或者处於相对强势的一方由於面临其它强硬挑战而顺水推舟也罢,通过这些原始材料,我想中美关系40多年来(甚至更长时期内美国所主导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脉络自然会浮现出来。至於我有没有框架,倒不重要;或者即使有框架却站不住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这样用质疑的眼光来审视我转述的材料,看看是不是真实可靠,是不是完整一致,从中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最初接触这些资料时,不仅用质疑的眼光审视这些资料,也得以有机会审视在那之前早就烂熟于心的打上了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一些文件、报告、评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第一百三十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