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约瑟夫·奈「美国实力的未来」

2010年第六期《外交事务》是有关世界前景的专刊。排列在国务卿希拉里和奥巴马内阁教育部长等人特约稿件之前、位于卷首的是约瑟夫·奈的文章「美国实力的未来」，文章部分内容取自于预定2011年2月1日面市的约瑟夫·奈的新书《实力的未来》。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二十一世纪伊始实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其经济产出约占了世界的四分之一，肩负着近一半的全球军事开支，并且有最广泛的文化和教育的软实力资源」，然而人们「正在激烈地辩论美国实力的未来。许多观察家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解读为美国衰落的开端」。

约瑟夫·奈使用了一个政策领域很流行的模型来描述目前的世界实力分配：「类似于一个复杂的三维国际像棋棋盘。在棋盘的最上层，军事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美国的首要地位很可能还会保留相当一段时间。在棋盘的中层，经济实力的多极化已经具有十年以上的历史，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参与者而其他参与者的重要性也在增加。棋盘的底层是跨国关系领域，它包括多种多样的非国家角色，包括电子传输资金的银行家、贩卖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网络安全的黑客、以及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在棋盘低层，实力广泛扩散。在这里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将今天的美国比作大英帝国的衰落，约瑟夫·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诸强中的排名仅为：军事第四，GDP第四、军费第三。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护帝国更是成为负担」。而近年「中国在亚洲的崛起面临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从而给美国提供了一项主要的大国优势。美日同盟和美印关系的改善意味着中国不能轻易从亚洲逐出美国人。从这一强势地位，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可以同中国接触，对其发挥负责任作用给予奖励，同时对中国随着实力增长而产生侵略行为的可能性予以对冲」。

文章化了大量笔墨从人口、移民、生产力、科研、创业投资、教育方面对美国「国内衰落」的观点作出了全面的回答。也有人质疑的重点并不在以上这些领域，而是认为美国的「政治和机构」在体制上僵持不下，无法就维护全球稳定、消减预算赤字、保障社会福利、扩大就业、稳定物价等方面形成负责任的共识。对此，文章则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宪法是以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认为最好由分化(fragmentation)和起反制作用的[相互间的]制衡 (countervailing checks and balances)来制约权力」，「在外交政策上，宪法一直邀请总统和国会争夺控制权」，「强劲的经济、种族压力团体极力争取以自身利益来定义国家利益」，即使美国的建国基础中就包含了「部分对政府的不信任，其宪法的目的是要抵制集权」，但「如果问到哪儿是最好的居住地方，他们中绝大多数认为是美国」，「如果问他们是否喜欢他们的民主政体，几乎每个人都说是」，「很少有人觉得体系已经腐朽必须推翻」。虽然「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否自我改革以应对」诸多政治、财政、金融问题「仍有待观察，但并不能同隐喻跟罗马或其他国帝国的内部腐烂相类似的那些批评者所说的情况相提并论」。

约瑟夫·奈在文章最后总结道：「现在是对美国实力的未来做出一个新的叙述的时候了。将二十一世纪的权力过渡描述为一种霸权衰落的传统情形是不准确的，如果由此而鼓励中国采取冒险政策或美国出于恐惧而反应过度都将导致危险的政策影响」。「二十一世纪美国权力的问题，不是下降的问题，而是没有别人的帮助即使最大的国家也无法达到它想要的结果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挑战，将要求美国必须「与他人共同行使权力」，而不仅仅是「对别人行使权力」。「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不太可能看到一个后美国的世界，而美国将需要一个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的巧策略--并强调[与盟友的]联盟和网络关系，以顺应全球信息时代的新内容」。

通篇读来，约瑟夫·奈要表达的明确信息是：对内告诫政策圈内若干怀疑论者不要自乱阵脚，对外则警示潜在对手中一些敌对力量不要轻举妄动。在美国有学者认为约瑟夫·奈的文章著述没有学术深度和全新创见，但和这些学者不同，约瑟夫·奈由于其阅历、背景，对美国的决策承担着重大责任，而不能简单地置身事外追求学术成就。在今年8月2日和3日召开的一个美中关系的远景研讨会上，他援引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方的善意每每被中方认为是示弱」。在回答奥巴马采取就任之初的做法时「是不是事先应该想到中方会做出那样的反应」的提问时，他明确表示，「我的答案是，当初是错的」。如果把他的一些言谈，放在他和白宫内部、美国政策咨询机构、和亚洲各国政要间的关系，以及201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的参照之下，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解读这期《外交事务》中他和其他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表达的(未必完全一致的)若干紧迫观点。

即使从学术的观点看，一些评论家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简单归纳为输出国单向价值输出也是不够完整的。因为和以前英国那样宗主国对殖民地实行统治不同，软实力理论强调联盟关系，把价值主导者置于网络主要节点的位置，而不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

约瑟夫·奈在其哈佛国际冲突与合作的主干教材中，不仅介绍了各类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和其他学派相比，更强调道德、价值观以及政策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权衡取舍。在微博、短信正改变着人们对事物了解、传播、评价方式的时代，约瑟夫·奈适时地强调「传统观点认为拥有最大规模军队的国家占压倒优势，但在信息时代，拥有一个最好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角色)则反而有可能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外交事务》卷首文章对美国国内的危机有避重就轻之嫌，忽略了社会原有中产阶层不断失去升迁机会和动力的趋势；描述「棋盘底层」时，则可能有意略去了起中性或积极作用的非政府机构、非国家角色(比如他教材中涉及的环境、工会、红十字等组织)，而只强调了这一层面上的武器扩散等威胁。

而这些没有被涉及的话题，对解读文章的含义同样重要。在不紧不慢的叙述背后，难以掩盖的是其试图通过强调面对来自「棋盘底层」的共同危险，以缓解大国之间面对彼此实力消涨、利益得失和价值冲突而产生的紧张局面，同时通过稳住阵脚，再进一步遏制大国之内和之间因误判而可能触发的迫在眉睫的冲突或因长远政策出现误导而带来的随着时间推移才会逐渐体现出的严重后果。

不得不承认，迫于国际上的核扩散、国内保护主义抬头等刻不容缓的压力，约瑟夫·奈政策梗概的精英色彩的确比较浓重。毕竟从长远来讲，不仅人民之间友谊是政府之间友谊的基础，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众与日俱增的政治参与感才是维系和平的最终保障。美国作为一个不得不对世界承担责任的大国，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如果不能平衡遍及全球的「棋盘底层」的利益，不论如何审慎使用「巧实力」，最终都会由于不够及时、坚定地站在历史潮流正确的一面而耗尽实力资源。

因为谁也无法阻挡扑面而来的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生命的觉醒与自由绽放。

第九十三篇

1973年周总理会见大卫·洛克菲勒

大卫·洛克菲勒是该家族第三代子女中最年轻的，1969年起担任大通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49年，34岁的洛克菲勒成为外交关系理事会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1970年出任董事会主席。

1973年6月29日，周总理深夜会见洛克菲勒长达两个多小时。周总理的外事谈话国内官方始终没有系统发表。2002年出版的洛克菲勒回忆录，对这次会谈内容有比较详细的披露。

会谈中，周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就过去两年间美元贬值20%，美国面临高通胀，国际间汇率大幅波动连续提问。他回顾了二战后中国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和1920年代初期去德国和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目睹的德国物价失控，谈到通过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会谈，发现他们对经济不太关心或知之甚少。周对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十分关切，并请洛克菲勒讲解国际货币体系。

洛克菲勒说由於没有事先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会见开始已是深夜10点45分，洛克菲勒的随行人员被这么大的题目吓坏了，周则点头示意他讲下去。洛克菲勒介绍了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战后的马歇尔计划，1950和1960年代的全球贸易扩展，以及不完全受美国联邦储备局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等背景知识，认为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灾难性的「枪炮加黄油」财政和预算政策导致了严重对外赤字，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金本位，冻结工资和物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论述，他的结论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美元的危机，而不是美国经济本身无可救药。

周非常专注地从头至尾倾听洛克菲勒的讲述，并随后就贸易和货币提出一些问题。周承认贸易可以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不认同必须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吸引外资的参与。周最担心的是进出口贸易对人民币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和苏联总理柯西金一样，周没有认识到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给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限制。相反，周认为正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所以十分坚挺。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周在言谈中对台湾政权没有宿怨，台湾作为一个话题，只是因其出色的经济表现而被提及。周虽然承认台湾经济表现不俗，但认为这种来料加工经济，只对蒋家及特权阶层有好处，而工薪阶层并不获益。周对洛克菲勒本人及家族的背景十分了解，并惊讶以洛克菲勒在国际政治金融和其他权力圈子内结交之广，竟然不认识宋子文、孔祥熙。

这里补充一下会见前后几天的国际、国内背景：1973年6月22日，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签署了限制核武器条约，美国参议院将水门事件的有关听证推迟8天直到勃列日涅夫离开美国。首任美驻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就美苏条约向周通报，并转交了尼克松给周的私人信件。布鲁斯历任美国驻英、法、德的大使，1950年代曾是出任某机构局长的主要人选，其驻京联络处一职的继任者老布什离京后，回美出任该局局长。外交部就布鲁斯和周的会谈拟定报告，周作了改动，并添加评语。毛在批阅时，删去了周的全部评语，并批注：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人们容易忘记斗争。7月4日，周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获得毛在美大司一份内部材料上的又一批语，批语中毛除了使用「修正主义」这个预示着严重后果的词语，并警告外交部的一些人不要上了周的「贼船」，而「贼船」一词在1971年以后已被赋予特定的含义。

通过驻美联络处、对外友协邀请洛克菲勒访华的安排过程历时数月之久，而在美方人员即将离京的最后一天，以周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严重关切，却仍不能决定是否接见，并最终把会见安排在深夜，周在大会堂南侧台阶上准时等候洛克菲勒一行，恐怕除了考虑照顾美方颜面，还有其他难言之隐。据1980年代安排洛克菲勒访华使其一日之内得到北京三位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洛德大使回忆，基辛格、尼克松都没有从周那里得到这样的礼遇。有意思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同周握手的杜勒斯国务卿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姻亲，且与大卫·洛克菲勒关系非同寻常。

此前中美经过近20年的对峙，双方都没有达到击垮对方的目的。许多人，包括在外交关系理事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在内，认为应该探索新的对华政策。 1967年底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数个月之前，尼克松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指出不可能长期将中国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据近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一书披露，毛主席对美政策的调整就是从阅读这篇文章开始的。

时至2010年末，不仅周总理与洛克菲勒会谈的核心内容再度成为国际经济的焦点，尼克松在1967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季刊中对亚洲政策的展望、规划甚至担忧也惊人相似地再次成为2010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双月刊的主题。只是这次是以专刊的形式，围绕美国、新兴大国(主要位於亚洲)和其他非国家角色之间实力的相对消长，从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数码革命、网络安全、清洁能源、粮食、人口、不同文明及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等各个角度，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这期专刊文章、书评的撰稿人和所论及书籍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美国长远国策制订和实施者的名人录。

更正：1969年7月4日，不是周，而是毛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获得美大司一份内部材料后，在上面加了又一批语。(2011年11月23日)

补充：笔记中两条批语部分摘自有关中文文献的英文版，原作者由于其所熟悉的环境、所采访的当事人的观点等等原因，过于倾向将1973年6月起的一些党内事件归纳为毛周权力甚至个人之争，而忽略了美大司材料关于世界是「美苏争霸」还是「人民要革命」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结合毛晚年「继续革命」的一贯思路，尤其是他对尼克松一文内在逻辑的重视和思考，如果把一些方向性的争执一味简单归结为个人之争，难免会失之于对当时中外人物过于贬低的偏颇和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转移、淡化。(2011年11月23日)

第九十二篇

两次落榜

能够再踏进校园读书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从这几张我中学里的成绩单可以窥视一二。上学前街坊邻里有几个同龄小男孩儿在大人的辅导下每天写字练习书法，我也跟着学，经常把写的字拿出来给大人们看，结果我受到的表扬比他们多，背的乘法口诀也比他们溜儿。越是得到表扬就越要多学多写来保持这个荣誉，就这样渐渐地喜欢上读书了。同时发觉做功课还能少干家务活儿，真是一举两得。


成绩单上的字都是同班女同学帮班主任抄写的

摄于1991年12月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学母校大门口和教学楼外貌基本没变
离开学校去了农场，能被送去上工农兵大学是很难的，仅凭工作上出类拔萃也不一定能被选送。没有门路的我只有勤勤恳恳的工作才能有一线希望。

到了1977年，消息传来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考试凭成绩进大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时在农场时虽然被指定为基层干部，还被派去参加过全市国营农场的干部会议，但对政治既不关心也不敏感。在宣传张铁生交白卷、电影《决裂》歌颂凭长满老茧的手进大学的时代，怎么也不会联想到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在四届人大重申十年前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后来恢复高考有着内在的联系。当时各级干部中，也绝少有人能够透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看似激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空洞言辞，琢磨出毛主席、周总理正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继续得到改善」。更没有机会去关心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包括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有了新的vision(设想、展望)，当时叫「现代化」，也就是在冷战以来政治上主张的自由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对立之外，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又系统引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富庶的政策考量。而1980年代以后则逐渐演变成「全球化」这个模式。

在确认了恢复高考不是谣传，心一下子就慌了，过去学的本来就不多的知识已经差不多都忘了。赶紧回家找出过去的书本儿，好在因为舍不得扔我把中学里用过的数理化书一直保留着。也没人指导就自己毫无系统地瞎复习起来。队里一共就两个人在复习考试，另外也是个女生。


这是1977年的准考证。记得去考试的那天，众多考生上了几辆农场专备的公共汽车，满满当当的开往设在县城的考场。我忐忑不安地站在前车门三级踏板旁、拽着靠车头那边的直立扶杆，看着满车厢踌躇满志的应考生，感觉好象是去赶科场一样。

凭我那薄弱的基础落榜也是预料之中的，只能继续努力。看到那个女生手里拿了一本本厚厚的书在复习，问了才知道市面上出了17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而且很难买到，是她在上海某区做法院院长的爸爸给弄到的，同时给她准备了一套政治经济问答题的标准答案。看她复习得井井有条的真的好羡慕。复习丛书、系统的政治经济习题我都没有。

当时我们住在新场部附近，隔着一道防海土大堤，我们在内侧。从场部到海湾至少还有两三道大堤。场部有一个搞摄影技术的老三届大学生，福建人。他经常到我们队里来玩，跟D会计很熟。D会计工作很认真负责，是我的顶头上司、队里的三把手，他让大学生帮我辅导一下，理一理思路。

1978年

1978年的高考录取线是300分，我只考了290分，又一次落第。队里那个女生则刚够分数线，她的政治得了80多分，好象是去了一个农业大学。

要不是上海的几所高校为培养一批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办了中专班、在报考大学落榜名单里挑了一批学生，此后人生的路就会不一样了。

我们跟大学生们一起同窗上大课，但只能读两年取得中专学历，也算是半只脚踩进了大学的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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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8日图片编辑

第九十一篇

老刁

估计是他长得高、性格内敛，才智又与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伪参谋长刁德一相似，就得了老刁这一绰号。不知怎的，他很少来队里，印象中就没见过他跟我们一起干过活儿。他和队里人没什么来往，交往的也都是别的队里几个看似比较清高、儒俊的公子哥儿。来我这儿领取工资也是偶尔的事儿，经常几个月累积着又由别人代领了给他送去。

当时也没多想他为什么可以不来工作却照拿薪水。那时的确还有个很好的差事，整个农场纵横交错的河流港叉都归我们队管理：放鱼苗、喂鱼食、捕鱼等。主要的分流水域都设有一个小渔站，水畔搭一两间小茅屋，河里泊着条小木船，岸两边立四根高大的木桩子，吊上个电动升降大鱼网，平时就可以打捞点鱼虾销售，给队里增加点儿收入，也解决了他们的日常伙食。山高皇帝远的自在逍遥，一般都由一两个经验丰富的本地人在那里长期住扎，人手不够时偶尔也派个别城里来的小伙子去顶班儿，不清楚老刁的缺勤是在上海呢还是被派去了小渔站。

左下角是一堆渔网，宿舍前的空地，绘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

他到队里来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记得比较清楚，那天他和那几个哥们儿一起来的。不同以往的蜻蜓点水，这次他们先是在我们宿舍前的空地上轮番地讲故事。宿舍是一排平房，只有六七间。队里的当地人都住在整个农场之外，得骑车回家，有的要骑一两个小时，还有一间配给三个领导的，但平时最多也就一两人在，周末就空关着。

那天下午讲的故事有《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绿色的尸体》、《海盗》、《第二次握手》......那也是我在农场里唯一一次听人讲故事。

记得有个讲故事的一开头就说到：人的一生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另外一种是性生活...我注意到有个姑娘目光兴奋地一闪，嘴角随之往上翘起，有的低垂下眼帘，而我却还瞪着无知的大眼看着说话人，脑子里却是一头雾水，想搞清为什么人要过两种生活。

夜幕降临后，故事还接着讲，只是从露天搬到平房里的女生寝室，当时我们七个女生住两间屋子。说故事的坐在一个双层床的下铺床沿儿上，其它七八个听故事的都围着坐在小竹椅子、木凳上。为了增加故事效果，昏暗的屋子里特意只点了一根蜡烛，忽忽悠悠飘摇不定的烛光给浪漫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温馨，也为惊险的故事生出些许寒意，听到紧张处，姑娘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坐下的椅子、板凳儿往圈儿里挪，听故事的圈子就越缩越小。冷不防地，一个胆儿特小的姑娘被烛光里讲故事人配合恐怖故事情节而做出的渲染夸张表情吓得失声尖叫，这一来恐惧感霎那间弥漫开来，引发一屋子人的齐声惊叫，尖嗓音在幽暗的室内互振共鸣，着实令人毛发悚然，身上不由的起一层鸡皮疙瘩。

不知怎的，隐隐约约听到传回队里的话，说是老刁的那些哥们儿都以为我是他的女朋友，为此我很不高兴，根本没影儿的事儿，连与他单独说的话都没几句，怎么外边就瞎传开了呢？！为此，我尽量注意不要加深这个误会；况且我心中一直有个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的憧憬，我还在幻想着重新踏进学校大门。


一次，队里有个姑娘看见我新买了一条黑色加长纯羊毛围巾，借去拍照，还我时不仅没跟我提起围巾有一处的毛线被刮抽线了，她还把那根拽出的长毛线给剪了。好好的围巾不仅有一个洞，边上还有一条被抽紧的痕迹，当时那心疼，至今记忆犹新。早先在新闻报导中看到江青陪同外宾时戴长围巾，很是羡慕，但商店里卖的都是短的。这条加长围巾是在市面上刚刚出现时就买了，15元一条，几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和其它几个姑娘说这事儿是在回沪的长途汽车上，正赶上放假，队里的年青人都搭同一班车回城，老刁也在，他说能帮我找人织补，我就把围巾给了他。几天后他来我家将织补好的围巾还给了我，当时就我一人在家看书，也想不出什么话说，他坐了一杯茶的功夫就走了，这便是我与老刁所有的私下往来。

这张照片是20岁时照的，戴的就是那条加长围巾

后来，听说他请长病假，基本就见不到了，只有一次他自己从城里来。我们队又搬迁了，搬到新场部附近，长途汽车还没通进来，从老场部的汽车终点站到我们队要走三刻来钟。那天队里的一位当地人说，他骑车看到老刁正在来队里的路上，走路飘忽摇晃；过了好半天老刁才到的。

再后来，听说他病挺重，看东西有重影儿。

队里的人一波波、一次次地去他家探望，每次回来都说老刁问起我怎么没去。我不敢去，我怕加深被认为是他女朋友的误会，长这么大我心里除了充满了对书中人物的幻想、对中学班主任有过朦胧的崇拜，对於男女之情也确实没有开窍。

再往后去探病的人回来说该去看看他了，医生的诊断是他患了脑血管肿瘤，造成人体失去平衡，甚至不能说话了，而每次都以失望的眼神在众人中找我。

终於有一天，老刁的母亲到农场来了，一到队里就打听哪个女孩叫fen。善良的母亲拉着我的手仔细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恳请我去看看她儿子。

队里准了两天假回上海，顺便把他的工资带过去。第二天一早出发，按他母亲给的地址中午时分就找到了他的住处。他母亲告诉我，为了看病方便，他们临时租了华山医院附近的亲戚家的房子住着。说着他母亲领我进了里屋，躺在床上的老刁已经和八个月前看到时大不一样了，消瘦了很多，半个身子已经瘫痪，面部半边肌肉也失去了控制。除了让他安心养病，就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了，他一直看着我，眼神里杂揉着悲伤和感动，母亲用手巾去擦从他嘴角趟出的唾液，暂时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焦急地支起还能动弹的、瘦弱无力的右手臂把他母亲扒拉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不善言辞，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空坐着很别扭，便起身告辞，他闭上眼睛朝墙壁微弱地偏了一下头，再转回来时悲伤的眼睛里涌出了一道泪。我对他说明天回农场前再来看你，就离开了，总共才坐了十分钟不到。

从他那儿出来我没直接回家，来渔业队前在农场纸袋厂时的一个女伴儿那时在城里，我和她一起去淮海路买东西。

天黑回到家，我嫂子说下午有个中年妇女来找过我，还留了张字条：Fen请你马上去医院，求求你了。按地址我立刻去医院。八点钟到了病房，老刁昏迷不醒地趟在病床上，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亲属们默默地围在床前。

他母亲眼睛红肿着，拉着我的手，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泪流满面地轻声告诉我，她儿子在我离开后病情急速恶化，被立即送进医院急救，已经失去了知觉。我在病房里呆了大约二十分钟，当我离开时他仍然没醒来。告诉他母亲明天一早回农场之前我再来医院看望。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病房，床位是空的，他已经去世了。

几个月后，队里的一帮小青年一起去看望他母亲，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仍然年青的她，以长辈平静、和蔼的目光看着和她儿子同龄的一群人...解释说她儿子没能醒过来，是在午夜时分离开了这个仅仅生活了19个春秋的世界。

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开始理解，一个母亲失去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女的痛苦。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我只知道名声对於提拔、上调、选派工农兵学员都是很重要的，只知道自己要努力，想也没有去想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渺小的，面对那么多年的习俗、那么庞大的体制、那么看似无法变更的格局，不要说一个女孩儿，就是如今一个在全球很大范围内决定货币、信贷条件的决策者，能起的正面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而其错误决策带来的危害却可以是巨大的)。

即使这样，18岁的我，也许是前尘的因缘，也许是今生的巧合，在那个特定时段，对於一个彼此连手都没有碰触过一下就再也不能说出自己的心愿、再也不能看一眼周围世界的人，竟然可以是那么重要、竟然可以是他生命的全部。如果不是为了避嫌，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如果能够些许体谅一个年轻母亲即将失去儿子的痛楚，我至少可以早一点回来看他，陪他说几句话，或只是听听他对生活的不舍和期盼，或在他只能用眼神来诉说的时候多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握一下他那只感觉尚存的手...

不论如何看似没有选择余地，我真还是应该尽量多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而辜负了别人，却再也没机会补偿...对於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种纯情体现在朦胧的、难以启齿的爱恋；这些年过去了，再回首，这爱又何尝不是跨越时代、跨越了青春的人类对美好的永久向往和期待。

第九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