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续前文)基辛格第一次访问北京是1971年7月9日，第二次是同年10月20日，期间发生了9月12日夜晚的重大事件。基辛格在7月的连续数场会谈中，中方只提及林副主席一两次，美方注意到了这一点。
1971年9月22日，美方呈交总统的材料显示中国空军已经停飞整整10天，期间总共只有海军轰炸机的几次飞行和在台湾海峡由于对岸飞机的行动而作出的防御性战斗机升空，外加一次朝鲜记者团搭乘的航班；这时法新社也报道北京取消了国庆观礼。对此，美方在9月22日已经分析了几个主要可能：北京正在备战以防苏联军事调动之后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毛死亡或者林死亡(周9月13日以后仍出现在外事场合)，国内极端势力掌权以及对周的影响。并针对各类主要情况研判了可能对协商中的尼克松访华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因此当基辛格在10月20日再次前往北京就起草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商谈时，不再提向林副主席问好，中方既没有提起林的名字也没有作其它解释。华盛顿邮报11月27日引用此间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判断，林彪已经死亡。而在中国，虽然国庆游行取消了，但十月期的人民画报仍然刊登毛和林的大幅合影，也就是说林的形象在中国媒体上仍然活着，虽然其人早已不在世了。
而此前美国唯一一次监测到全国禁空是在1967年7月，当时中央一度认为武汉军区发生兵变，此后一个月内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重大事件。
1967年7月中，毛在代总长杨成武护卫下，入住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来自中央文革被视为钦差大臣的王力偏袒群众派别中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军区讲话时指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结果刚回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就被陈再道辖下军区指战员支持的百万雄师的人冲入带走。中央文革获悉后，罗织陈再道指使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威胁主席的罪名。周紧急飞回武汉，赶往东湖宾馆劝毛离开，毛次日晨搭机前往上海。周查找到王力的下落后，和王同机回京。
此后王力在外交部作8/7讲话，把夺权矛头指向了周。8月中，中央文革开始作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舆论准备，社论稿被毛驳回。在8月20日前后三四天间，外交部彻底失控，8月22日夜晚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在万人聚会后，冲入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代办处办公楼，并殴打了英方官员和家属。在这起严重涉外事件之后的几天间，周通过杨成武获得毛指示，逮捕了王力、关峰。此后几年，周多次向英国就这一影响恶劣的事件进行道歉。
美方在9/12再次禁空后分析周的处境，认为如果周仍然主导外交，就可望继续与北京的务实派打交道。
从当时国内的氛围看，有人认为殴打英帝国主义侨民显示了革命形势的巩固，对国际间力量对比有清醒认识的周和毛却并不这样认为，对于一个权威体制，让内乱波及涉外领域而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只能说明这个体制的核心对局面已经控制不稳。王力、关峰、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的罪名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1989年年中，美国从北京撤侨，此前也发生了美国侨民被殴打、外交公寓第九层遭平射，但没有发生命案。
而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则被认为触发了蒋经国晚年权力结构的分解。那年10月，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城南郊外寓所遇刺身亡，美台关系遭遇危机。那时美台官方外交关系终止不久，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为台湾提供安全防卫，但国会较多反映美国民间价值，蒋经国不得不对特务政治手段加以限制，军队和情治系统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后，“借重社会力量”的策略被采纳，帮派成员直接实施对江南行刺。此后台湾方面不少直接主管官员入狱，蒋家个别人员仕途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江南在美国背景特殊。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美国不论什么机构，行事必须符合美国人民所认可的传统价值，否则官僚体系内的矛盾以及党派之间的竞争，辅之以相对自由的新闻报道，掩盖政府失误和官员丑闻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美中直接接触的增加，美方官员也得以对北京内部不同派系的态度作出第一手的判断。在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初步拟定以后被称为上海公报的文稿后，其副手黑格将军在两个月后负责先遣工作，并转述美方就公报文字提出的若干修改意见。在上海的招待宴会上，徐景贤的祝酒辞十分激烈，黑格拒绝离座致答谢辞，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据说是王洪文走到黑格座位前，通知黑格宴会结束。第二天，周派唐闻生飞往上海了解情况，与黑格沟通。据黑格回忆，尼克松前往上海时，徐景贤没有在宴会上露面。早在王力向外交部发难之前，文革小组顾问康老曾指责周领导的外交部的投降主义，周用外交事务都经主席批示直接把康老顶了回去。
问：你说的这些事，听起来怎么和当年的小道消息有点像，尤其是在眼下这个时候。
答：当年的小道消息，要等好多年才能得到核实。而现在，节奏快得多了。去年人大会议上，出现了一次外交部长照纸条宣读，拒绝向王府井被殴打的外国记者道歉；结果今年同样的会议上，却出现了两次照纸条宣读的情况。
回想当年的一些话，现在听到依然记忆犹新。周总理对徐还是比较笼络的，曾提议他出任文化部长，但由于上海市革委写作组(后来主要由朱永嘉对北京负责)经常从主席那里接受任务，春桥认为这里的人员实在走不开。徐在1976年10月被中央召去开转弯子会议后，回到上海，出席人民广场大型庆祝会，与马天水等人一起代表这个举足轻重的直辖市致电北京，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而历任中央特科、莫斯科肃反办、延安中社部、文革期间中调部主要负责人的康老，终因“民愤极大”，在华国锋执政后期、耀邦主政期间被清算了。
第一百四十七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