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营拉练 [ 二 ]

在这之前，除了课堂上的问答，师生间平时没有多少交流的机会。这两次拉练，彼此增进了了解。跟睿智风趣的班主任Y老师和漂亮娴静的副班主任章淑仁老师在一起，交谈中总能带给我启迪和收获。

第一次听说Y老师是在入学不久。与我们十班里的女同学还不熟悉，她们十之八九都是从附近曹杨二小毕业的，其中几位善于打探的在课间休息时说，一班的班主任Y老师才智超群，教学有方，言谈中透着未能受教于他的遗憾。她们还知道，Y老师和章老师都因为家庭成份或其他原因被划为右派。但这并不影响学生们对他们的敬意。

荣幸的是，初二开始Y老师来到我们十班当了班主任，并教我们数学。

30岁出头的Y老师，原本在H大学里教书（就是我后来学习工作十来年的H大学），文革时被下放到我们中学教数学和英语，文革后他又回到H大学当了教授。章老师看上去比Y老师大几岁的样子，冬日里，一件普普通通的蓝布罩衫穿在她身上也显得是那样的清雅，从初一开始她就一直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并教了我们四年的英语。

网络上查到这样两条有关章老师的信息，摘录如下：

“...40年后，上世纪80年代，当年的小伙伴章淑仁(章益校长女儿)、胡智群(父亲是政经系教授)、薛寿征（父亲薛芬教授生物系主任）和我四人相聚[于]薛寿征教授家中，情意深切共忆往事。”--上海医学院童夙明--《复旦大学退（离）休教师协会简报（第17期）》2010-11-25。

“... 俄语老师章淑仁是位令人起敬的好老师”--fkl0117--网易博客《参加曹杨二中校庆活动及随想》2009-12-05。“我是58年曹杨二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数理化老师都是棒棒的，语文老师一般化，历史老师姓吴，留过三个国家学。不过，好几个老师打成右派。现在健在的只有俄语老师章淑仁，当时她爱人是苏联驻沪领事馆翻译。”--fkl0117--网易博客2012-09-08。

拉练途中，Y老师通过讲故事、猜谜语来启发和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仿佛一束强光照进了我这懵懂无知小女生的混沌世界。

[1] 树上一共有十只鸟儿，有个猎人开了一枪，打下一只，树上还留下多少只？

[2] 有一只大船和一只小船在海面上，大船高出小船10米。有人想从小船登上大船，但没有梯子。如果潮水以每小时0.5米速度上升，多少小时后，那人才能上大船？

[3] 街头躺着个醉汉，一个小尼姑走过来，扶起了他，送他回家。一般来讲尼姑是不能接近男人的，更不用说醉汉了。人们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小尼姑转身对大伙儿说：“贫身舅姐醉汉妻。”听懂了的人们散开了去。还没到家呢，又有一群不知情的人围观他们，小尼姑又道：“醉汉妻弟贫身舅。”听懂了的又散开了去，只留下傻瓜还跟着。

像这样有趣的智力题Y老师一有空就给我们出几道。一些我可以很快回答出来，有些要多想一会儿。像那个尼姑与醉汉的关系我是第一个而且很快就给出答案来的。那天下午，炊事班灶间右侧大屋子的两扇油漆剥落、露出原木纹儿的大门敞开着，屋里屋外有七八个人同学围着Y老师，他们中有的是替分到其他各个农家住宿的同学来打热水的小组长。大家歪头、蹙眉、眯着眼，琢磨着这尼姑和醉汉到底是什么关系，天上飘起了小雨。站在屋檐儿下，看着他们拿着暖瓶，端着脸盆离开时还带着迷蒙的目光，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故事中的傻瓜而窃喜。

那晚，我和另外五六个女同学就睡在了那间大屋子铺了干草的泥地上。不到睡觉时间我就开始发烧了，先是浑身发冷，小时候经常发烧，知道怎么对付。跟老师要了一片阿司匹林吞下，又喝了一大碗烫烫的白开水，躺下，用被子裹紧，一条不够，其他同学的被子也压上来，等着发汗。老师和几个同学都在灶间的昏暗灯光里小声聊到很晚，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的情况。出一身汗就退烧了，关键的是，出汗时不能踢开被子，不能再着凉，要捂着，上面几床的被子也要慢慢的去掉。等汗出透了，身体不再烫时用干毛巾擦干身体，换下湿透了的衣服，第二天就跟没事儿似的了。

尽管我平时很腼腆，但在回答老师提问时我一点也不犹豫，喜欢抢答。在课堂上，我的手臂经常是不等问题说完，就迫不及待地伸出去了，举得高高的，还急切地晃动着，希望能引起老师的注意。Y老师数学课的最后一小段时间，都会在黑板上用粉笔满满地列出20道习题，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做，完成不了的就作为回家作业。大多数同学都是没等抄完习题，下课铃就响了。可我总是一边抄，一边做，基本上能够在下课前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下课铃一响，立刻举手请Y老师过来给看一下，Y老师索性就用红笔打勾批起作业来。当然答题快就容易粗心大意，经常会漏写个符号或小数点儿什么的。

但是遇到某些需要生活经验的智力题，往往简单的答案却被没有生活经历、阅历的我们解得复杂化了。比如以上的回答是树上还留下九只鸟（正确答案是一个不剩），大小船间的差距除以涨潮速度就是时间（正确答案是永远也达不到）。

班里几个最令人头疼的“差生”，不知怎的在拉练途中都对Y老师俯首贴耳地听从调遣，在伙房里乐颠儿颠儿地干体力活儿。拉练的大部队只是行军，锻炼“踢脚板”就够累的了，而他们要比大家提前抵达宿营地，开火做饭准备伙食。大路上有车，但一离开大路，上了田埂、泥道，就得靠他们挑着重重的担子。中途休息时，大部队疲惫的人们在路边树荫下席地而坐，他们就挑着食物过来分发。人们分成十来个一圈儿围着两个装饭菜的脸盆吃得很香。那脸盆儿早晚用来洗漱，开饭时又用来盛菜盛饭。女生们还专门带了几个洗脚盆儿，每组里的男生，合用一个盆儿，不分洗脸、洗脚，就拿来盛菜了。

发现Y老师跟那几个男生中的头儿，据说小时候留过两级的那位，关系"很铁"，从而也就轻松地搞定了班里的其他问题生。当时我还纳闷儿Y老师怎么会对“差生”好，后来猜想那是他的驭人之术。

拉练途中我们两个人一排走在路上，一个班级女生队伍在前男生在后，老师们走在中间。我算高个子，排在女生队伍的最后边，也正好是在Y老师和章老师的前面。有一次听他们俩在后面小声嘀咕：--芬是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要是不驼着背就好了。说着章老师就走上前来，说，--芬，挺起来，这个样子，她挺直了腰杆给我看，并将手放在我的背部轻轻地按了一下，一个漂亮的女孩应该这样走...我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我不是真的驼背，只是跟矮个子的同学们在一起总会习惯性地弯下身来才能听到她们说些什么。

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两位老师的个人魅力感染了同学们，渐渐地Y老师也就成了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第二百零一篇

野营拉练 [ 一 ]

1971年初，我们曹阳二中也积极响应毛主席1970年的“11.24”有关野营训练的批示，组织了两次拉练，“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第一次是短距离、当天来回的轻装行军，估计是预演试练。另外一次，每人背一个行军包，按照部队规格三横两竖，用背包带将被子捆绑得结结实实。在上海郊县的农村里，转悠了有二十来天。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教师、员工和工宣队参加，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几里地。

行军途中经常与其他大、中院校及机关、工厂来自不同方向的拉练队伍相遇，有的还高唱着行军歌曲，像“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短暂的相遇大家都很兴奋双方挥手致意，尤其大人们的队伍看到我们学生，目光中又多了层呵护和关爱。

队伍里有谁穿着绿军装，挎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或是腰间吊着一个军用水壶，都会令人羡慕。十字路口的地上画有不同队伍各自的箭头指示方向，还有贴在墙上及树干上的标语口号。路上常有自己学校的或是其他队伍的啦啦队演出，他们将手中的大竹板儿打得啪啪地响，说说唱唱的，或者背诵毛主席语录，鼓舞疲惫的士气。

头一天走下来，几乎人人脚底都打了泡。晚上休息时，班里的小“医护员”过来巡诊，背个放有酒精、纱布、绷带、棉花球儿、红药水儿、紫药水儿的白色小医药箱，上面画个红十字。用金针给同学挑破脚上的泡泡，再用头发丝穿过去，这样泡里的水会顺头发丝流出。第二天的行军一开始，同学们中有踮着脚后跟的、有翘着脚尖儿的，一瘸一拐的真是不可恭维，但走着走着就好了。小医护员还给我们“打耳针”，也就是用胶布将一粒米或绿豆固定在耳朵的某处，根据中医筋络耳朵与身体对应原理，用手按米粒或绿豆，耳朵穴位痛了，相对应的身体某处就减轻了疼痛。

晚上睡觉前，按规矩还要在烛光下学习毛泽东选集。有时我们五六个人一起，分住在农民家过夜，有时上百人住在公社的一个大粮仓里。

还有夜行军呢，军号声突然划破夜空，大家从梦中跃起，迅速叠被打包，我手脚比较麻利，打好了包就去帮助动作慢的同学。十分钟后全体同学在空地上集合，立即出发。那是一个雨夜，我们走在田埂上，脚底打滑，路途艰难，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跟上。有几个手电筒鬼魅般的前后移动着。我们还经过一座窄窄的、没有栏杆的、板面泥泞的小木桥。每遇危险之处总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用手电筒照着地上并小声提醒“小心”。有人用低沉的声音提醒着“快点，快点”，“跟上，跟上”，“保持安静”。有时前方的消息或命令是通过每个人扭头低声从前往后传递的。有的话从头开始传到尾部时意思已经大不一样了。

寂静的夜晚，混沌朦胧，唯有雨声伴随着脚步声。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仿佛真的是在前线战区。我有点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与环境中，最好夜再长点儿，天别亮...

但过小桥时，就听说有人在那落水，被激流卷走了。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事儿了，但学校一位五十来岁、身材健壮的工宣队负责人，一夜间，头发由黑变白了。

就在“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的口号声响彻祖国大地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１９70年底1971年初，美中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以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递书信的秘密渠道，已经在商谈高层直接接触的事宜了。

１９７１年３月底４月初，经毛主席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称作“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巧妙摆脱记者，秘密访问北京，回美后于7月16日，按事先约定，双方同时发布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

第二百篇

红画笔兴趣小组

由潘老师指导的“红画笔”，是学校里的艺术业余兴趣小组，很难进。大概是初二的那个暑假，我拿了自己打格子画的毛主席像去找了潘老师。当时我三哥带着我们几个弟妹，还有几个邻居男孩儿在家画马、恩、列、斯、毛主席画像，三哥教我们怎样打格子，如何画。

潘老师当时在学校大门东侧的门房儿里，看了我的画才同意我加入。边上还有一位看上去跟潘老师关系很不错的年轻教工，他看了我的画，跟潘老师说，画得很不错的，就是脸画胖了一点儿，说着抄起一支铅笔就在我画的主席脸上随手改了几下。当时我心想，他的动作是很不尊敬的。传说他的哥哥也曾是二中的教师，文革初挨批斗，跳进了校园西边的河里自杀了。心怀不满哪，暗自表示理解。

据说潘老师也曾是右派，校园里的大标语、宣传画、毛主席画像等，都是他写、他画的。潘老师单身、四十开外，开过大刀，摘除掉一叶肺，但他工作很努力。炎热的夏天，能总看到他穿着一件些许泛了点黄的白背心儿，汗流浃背、忙忙碌碌的身影。他那白皙略显肥胖的背部，有时会露出一小截大刀疤来。

小组里有一个大眼睛高个儿窈窕女生，隐约记得她姓苏，大我一级，聪慧开朗，穿着收腰的衣服，很合体，她应该是画得很不错的了，尽管我没有看到过她画的画。看我加入了小组，也许是组里没什么女生吧，看着挺高傲的她，却很热情，她高兴地问，芬，你的血型是不是AB型哒？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说，我哥哥和我爸爸都是画家，我们都是AB型的。从她的自信、自豪中，不难看出AB型赋予了她、她画家爸爸和哥哥特殊的艺术气质和才华。

我只在潘老师那儿学到点儿怎样写美术字，他给我们小组上过一次课，教我们掌握上紧下松，左窄右宽的要领。由于潘老师总是让我们在校园里拎着个铅桶，拿把铁丝刷子，小铲刀和抹布清除刷洗墙壁上的旧标语，那是个很不好干的活儿，我就没能坚持下去。

能坚持下去的同学后来从潘老师那儿得到了油画的真传，有一位成了著名的画家。这也是几年以后，仍在文革期间，再次见到潘老师时，他对我说的，芬，你可惜了，没坚持下去，那个谁谁谁当时跟你也差不多的，现在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

第一百九十九篇

挖战壕与紧急集合

那时的国际关系好像很紧张，新闻、报纸、广播经常会提到，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马蹄形包围圈，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迫在眉睫，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小打不如大打，迟打不如早打。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防备苏联入侵或发动核攻击，一场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战壕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一时间，家里、学校里、以及路上能看到的所有的玻璃窗户都贴上了防空袭的米字形白纸条儿。许多人家还准备了干粮，我母亲也炒了好大一袋子估计有四五十斤嘎嘣儿脆的铁蚕豆，用以“备战、备荒”。

曹阳二村楼群之间有一大片曾经的花园地带，我们搬到那儿时花园周围的矮冬青树墙已经相当稀疏，中间没了花草，被人们踩踏成平整的土地上孩子们经常在那儿踢足球。

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似乎家家户户都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挖掘工程，不分昼夜地挖开那片花园空地，建造地下防空洞。夜间的工地上是灯火通明，当时有一种叫做小太阳灯的，大家以前都没见过，都跑去看。

上白班的人们夜里挖土，干夜班的人们白天掘地，眼见着花园平地被挖成了个硕大的深坑。人们有的在坑里用铁锹挖泥，有的两个人担一箩筐泥，有的一人挑俩畚箕土，一脚深一脚浅地将挖出的泥土送到地面，运出场外，还有的推着小车搬砖运瓦。高音喇叭里不断的播放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那场面真是令人振奋，工地上人人汗流浃背，个个精神抖擞。大妈大婶儿们及时给劳动的人们端茶、送水、递馒头。

我们中小学生，则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搅和泥土、揉成团儿、摔打结实后放进木头模子里，拍紧压实，用铁丝顺模具一拉，多余的泥儿就会掉下来了，再轻轻一磕去掉模子，一块光滑平整的砖胚就做好了。那时每家每天要上交砖胚20块，我们学生也要交给学校一定数量的砖坯。

1969年的夏天小学毕业了，暑假后就进了曹杨二中，我被分在10班。

曹杨二中校园里有一大片硕果累累的葡萄园，地处办公楼与食堂之间，也已经被挖了成了纵横交错的壕沟区。

学校里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老师告诉我们，一旦听到空袭警报，要立刻躲到防空洞或战壕里，实在来不及就躲在桌下，远离玻璃窗。遇到楼房的墙壁倒塌时尽可能站在墙角内侧，双臂抱头，因为一般情况下墙角不容易倒。了解到原子弹光辐射及冲击波的巨大威力，必要时门窗紧闭堵漏缝儿可以防原子落尘等等知识。

我们二中还组织过夜间紧急集合。记得那个夜晚，突然窗外传来高声传达校方新下达的命令：“紧急集合啦，紧急集合啦，曹阳二中的同学立即去学校集合～”。

首次接到这样的命令，有种汗毛都竖起来了的兴奋与紧张，立马向学校跑去，一路上不断遇到往学校去的同学，我们小声招呼并议论着。平时我要走20分钟左右的路才到学校，现在脚步明显加快了。

学校上空回响着“呜—呜——”渗人的空袭警报声。后到的几个同学神情激动、气喘吁吁地讲述着刚刚发生在学校前面梅川路上的事儿：幽暗的夜色里学生们正快步加小跑地赶着来学校，却冷不防从路南侧的曹阳三村“两万户”公房里飞过来一颗小石子儿，是用弹弓打过来的。“啪”的一声，一下子就打中了我的邻居、同窗姓朱的女生的左眼。人们顿时慌作一团，那条路上只有一两盏相距很远昏暗的路灯，一时也根本无法找到肇事者。

班里还有一个大眼睛大高个儿姓赵的男生，他是到了学校后，在进行躲避空袭的疏散演习时出的事儿。那晚在校方的一声令下，同学们即刻从教学楼里涌出来，急速绕过办公楼，冲到后面的壕沟区域。仿佛背后真有敌人在追赶似的，撩开或跨过壕沟区域地面上凌乱绊脚的干枯葡萄藤，纷纷跳入下面半人高的壕沟里。不幸的是这个男同学黑暗中情急慌忙看不见清沟里有异物，正跳在了斜插在沟里的一节钢筋水泥断柱子上。估计那柱子曾经是用来支撑葡萄架的。那东西一下子就戳破了他的腹部，鲜血马上渗出衣裤染湿了一大片，人即刻就昏了过去。他被及时送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急救，诊断出是脾脏大出血，医生们马上动手术摘除了脾脏，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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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时校园的主楼群设计，从上往下看像一架飞机。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南端是一栋三层的教学楼，北面不远是一栋两层的办公楼，再隔开很大的一片空地是一层的食堂。教学楼两旁各有一条过道伸出并各自连接着一栋纵向的两层小楼，象征飞机的羽翅。我大致画了一张草图如下：

这张1970年代的照片来自网络，是从校园的西北角往东南拍摄的。照片左侧深色的房子有三栋，一层是食堂，二层办公楼掩映在一片树木之后，三层教学楼的屋顶都出现在照片里。左上角的深色楼房以及远处包括右上角的浅颜色的楼房不属于学校。

那片有许多树的地方就是最初的葡萄园，后来的战壕区。操场南头儿的两层平顶楼房，是音乐教室，“红画笔”兴趣小组活动室，好像小礼堂也在那里。照片中，这楼后面有个深色的三角屋顶，那是“飞机”西“羽翅”的屋顶。

800米长跑是体育课规定项目，每人都得过关。在这个操场上跑三圈正好是800米，但是我实在没有那个耐力，往往一圈下来就喘不过气来了。可是60米短跑、跳高、跳远我还是拿到过名次的。

第一百九十八篇

少不更事误了正事三侧 [一] 带队

想来这就是我妈过去经常说过我的那句话“不负责任！”记忆中最早的一次不负责任是在小学一年级，我当时是12个人一组的小组长，我们班级一共48人4个小组。有一天班主任秦佩卿老师给了我一项任务：带队去上海市市少年宫参加活动。从我们小学到市少年宫有十多里路，我举着一杆三角小队旗带上队伍走着去的，途中问过几次路。那天我们到了市少年宫，在草坪上的刘胡兰塑像前，说好了大家分散活动，下午关门时间4点也许是4点半，还在这里集合一起回校的。

本文所有有关这栋楼的照片来自网络

大家进了这座像宫殿似的房子里，立刻被美轮美奂的大厅、华丽的吊灯、以及各个室内诸多有趣的活动所吸引。

几个有活动的屋子我都走了一圈儿，便来到了旋转楼梯处，楼梯口就立有一块写着“闲人止步”的牌子，看来二楼的这一片是不允许一般同学进的。

正要转身退去，一曲梦幻般美妙的音乐从边上那半掩着的门缝里传来。被好奇心驱使，我轻轻地走到那高大的门边，扒着门缝儿往里一瞧，哇！好大的厅，里面有好多衣着美丽的孩子围成一圈儿，正在随着音乐起舞，靠墙有一圈椅子放着孩子们的衣物，也有不少或站或坐在边上歇着的孩子。有几个老师在指点他们如何优雅地伸手抬足。我被这里的氛围深深地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悄不声儿地走了进去，站在边儿上看得如痴如醉，幻想着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时间静止了，时间过去了，我全然不知道，带队的事也早就被抛在脑后了。

“--芬，该回去了，我们大家在草坪上等你很久了，少年宫早已关门了。”我的两个同学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我，打断了我的白日梦。很遗憾，遗憾我怎么不属于那个群体，很后悔，后悔没带好自己的队伍。第二天同学们就汇报给了秦老师。

不久六一儿童节来临，秦老师不知怎的对我就是“偏心”，她给了我一张在区少年宫里放映的电影票，那天放的是电影《苦菜花》，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有票，我也只好一个人去了。有了上一次的“不负责任”，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心里十分忐忑，生怕错过了下午一点钟全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有庄严仪式的大队会。看电影时我的座位四周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心里那个焦急呀，产生了电影怎么这么长呀的幻觉。我实在坐不住了，在电影的半中间就离开了。记得那银幕上正放着八路军的冲锋号响起，大部队冲下山的场面。我着急忙慌的赶到家，结果，时间还早着呢。

记得入学的第一天，秦老师将我们全班48个同学带到旁边种有绿油油好大一片葡萄园的小操场上，将我们列成两人一排的纵队，从矮到高女生在前男生在后。然后秦老师叫我出列，让我到队伍的前面给全班人下命令。我犹犹豫豫地走过去，喊道“立正～”那声音只比蚊子叫响一点儿，然后就不知所措了。秦老师叫我归队，马上又点了Le的名字。只见她大踏步走向前，口中响亮地发出一连串不带停顿的命令：“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起步走！“班里的所有小朋友都听从了她的指挥。自此，班级、年级里的老师们就注重培养了Le，后来她当上了大队长。我只是当了个小队长，第二年升为中队学习委员。引以自豪的是能被条理清晰沉着寡言严谨治学的高个子数学课袁老师选为他的课代表。

秦老师曾经是比我大两岁六哥的班主任。 我六哥估计是个调皮捣蛋型的学生，我曾纳闷儿秦老师怎么会对我很好。那个寒假后开学的第一天，我穿了一件新做的花布棉袄罩衫。在白净的底色上用浅蓝、浅灰随意地勾勒出几条纵横交错疏密有致的藤架，上面攀挂着几簇淡粉、淡紫、由嫩嫩的绿叶衬托着的花儿。那图案，那色彩穿在身上自己都觉着清新淡雅。那天秦老师走进教室时正好也穿了件跟我的一模一样的罩衫。我当时觉得脸上有点发烫，但私下里感觉自己跟漂亮的秦老师亲近了许多。那可是我妈第一次允许我自己做主挑选的花布啊，那是我一眼就挑中了的，我妈当时还提醒我色儿太浅容易脏。

记得那时曹杨商店卖布的摊位在二楼，上了商店南端的楼梯、左拐、进了两扇对开的木框玻璃大门就是，走道两旁带进门处的俩拐角，靠墙的上下两排货架上，紧紧排立着各色布匹，纱、布、绒、呢、绸、缎、丝，还有各种毛料，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两侧都有几个并排着的硬木框架玻璃面儿、到我当时胳肢窝高度的大柜台。台面上也散摞着许多匹布。师傅们麻利地将柜台上顾客选中的紧卷着的扁布滚“砰、砰、砰”的滚动着展开。按照顾客需要的尺寸将布量好，在剪裁处用锋利的剪子铰开一个小口子。然后两手拽住小口子的两端，双臂向两边用力抛开，“刺啦”的一声，那花布就像蝴蝶展翅一般飞起，当飘落下来后那布就裁好了。接着师傅开发票收款，将发票和钱款卷起来夹在头上方铁丝传送线上的铁夹子里，用力一推，嗖地一声那夹子就快速向远处的帐台滑去。那发送铁夹子也是个功夫，用力太轻送不到位，用力太猛会造成碰撞，因而铁丝的两端都有布条缠着。各个摊位上方都有一条铁丝通往帐台，那种蜘蛛网一样的传递系统相当便利有效。等帐房开收款单的同时，师傅便将布叠起来，拿一张纸垫上，用细绳扎好。这时头顶上那铁夹子也刺溜地一声带着收款回执和应找的零钱回来了。师傅伸手将其取下来，笑容满面地交给顾客发票、找钱，和布。

注：上海市市少年宫，原来是埃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爵士的私人公馆，俗称为大理石宫。始建于1924年，占地达1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700平方米。埃利·西拉斯·嘉道理爵士曾是英籍犹太富商，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半岛酒店创始人。资料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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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记：前几天我跟一个美国朋友提起我小时候带队的事儿，因为那天她带着有20多人参加的队伍在一条狭长的溪谷边、落叶满径的林间坡道儿上远足，那儿也是个州的自然保留地。队员年龄从四五十到七八十不等，个个精神抖擞，脚下厚厚的落叶也跟着沙沙作响。

此处三张照片是2013年10月3号在这个自然保留地拍的

以下就是我们的对话：
“你当时几岁？”
“8～9岁左右。”
“那要是在美国，学生的家长们一定会去控告校方的。”
“...？”
“未成年的孩子是一定要有人监护的。”

我觉得那是校方有意锻炼我们独立活动的能力。当时的《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等电影里以及故事中的王二小、刘胡兰，就连《苦菜花》里的小小姑娘，个个儿都是当时孩子们的榜样。谁还会想到”未成年“”监护人“。估计现在国内的学校也不敢这么放手锻炼孩子了。

说着说着，我们俩都不由得都怀念起过去了的那些无忧无虑走着去上学的日子。现在的美国小学生也都是被校车挨家挨户的接送，哪怕两个孩子相邻不远，连一步路也不让走的。她说小时候不喜欢上学，变着方儿的想留在家里，有时就在她母亲面前，假装轻轻地咳一声，她母亲一定会说今天就在家吧别去上学了。而我却相反，我喜欢上学，过寒暑假都期待着早点结束，假期作业早早做完，连下学期新书上的习题都给做了，假期回校日也是我盼望的日子。

1小时40分钟，5英里（8公里）的远足结束后，有几个已经退了修的在停车的空地上追逐着随风飘零的落叶，试图在叶子落地前抓到手中。蓝天白云、秋林似火，难得的一个温暖日子，她们笑得像孩子一样。玩儿的最疯的那位，意犹未尽地开着一辆凌志敞篷，大手一挥扬长而去。

第一百九十七篇

看管“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我在普陀区中心小学就读。四五年级的时候，估计是在寒假里（因为我们好像没停过课，但校园里人却很少），我和班里的另外一个女生L被派去看管一位“牛鬼蛇神”----当时朝阳三小的校长杨庆芳。我们俩的职责是每天中午去跟别人换班，守在那个值班室直到晚上，期间给“犯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主要是防止她“畏罪自杀”，在她上厕所时要跟着，防止她逃跑。

我们学校当时的两层教学楼，共有并列的三排，造型都相同，西端由主楼道连接，呈E字形。除了主楼道前后两边有楼梯外，各楼的东头也还都有楼梯。每栋楼的北侧每层各有四个（也许是五个）长方形教室。教室北墙都是窗，宽敞明亮，教室里，讲台在东头，西墙上也有黑板，出黑板报用的。讲台下，摆放着四列六排双人课桌椅，可容纳48个学生。那时是家庭多子女年代，每个年级都有四五个将近50人的班级。教室南墙前后有两扇门。出了教室便是长长的开放式走廊。楼群的东侧有大操场供三四五年级的同学做操，北侧有小操场给低年级的同学用。两个操场占地都很大。校园围有一人多高的羌篱笆。

中间那排楼道东头的楼梯下，被木板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那就是值班室了。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用来取暖烧水的煤球炉子。小屋内楼梯下面的垂直三角地带也被木板隔着，小门上方开有一个方孔可以递水杯、饭盒。里面的空间更小而且幽暗，人几乎是站不直的。冰冷的水门汀地上铺着被子，杨庆芳老师就静静地做在被褥上，头发有些蓬乱。

记得，杨老师有时问我们要水喝，我总是倒热水给她。但是L总是界限划得很清，不仅喝水的时候不给热水，连杨老师吃饭时，往她饭盒里倒的都是自来水。记得杨老师曾轻声温和地提起她的胃不好，请帮她把饭热一热的。我虽然有恻隐之心，也同情“犯人”，可由于生性懦弱，没能执意去给杨老师热个饭，当时就感到很内疚。

[2015年10月31日添注：找到1999年时的英语回忆笔记，记载了确切的时间，那是1967年湿冷的寒假，当时我是四年级。值班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杨老师在那里被关了大约三个月，我俩去看管过一个月左右。当L不在的时候杨老师跟我说，她有关节炎，关进来后浑身疼痛还犯了胃病。杨老师呆的小三角地带阳光跟本照不到，白天她要把被子卷起来以便坐在上面写交代。晚上要用水、洗脚，L只给她冷水。我提醒L应该给热水，但她笑话我的立场不坚定。---看来这记忆十几年来又淡化了好多。]

毕业后，由于所住的地段不同，我和L被分到不同的中学读书。没几年就听说L去世了，中学都没读完，很漂亮的一个年轻生命。至今记得的是，她那两条拖到腰际的长辫子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圆睁杏儿眼。

每当人们说起积德行善可以延年，我会联想到这事儿，如果L善待落难的杨老师一点儿，也许她的命运会有些不同了吧？

很多年后，在网络上看到杨庆芳老师也来我们普陀区中心小学当过校长，那应该是文革以后的事儿了。

前一阵儿还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是，当年的红卫兵接连打死老师。从我四五年级的这件事儿来看，红小兵都被卷入了这场运动，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还是问心有愧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参加红小兵、被叫去看管“牛鬼蛇神”还算是个荣誉呢。

顺记： 1964年入读普陀区中心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秦佩卿（女）老师，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毕业，班主任是卢鸿根（男）老师。后来卢老师担任过曹杨新村第一小学和普陀区中心小学的校长，这两所学校分别是市、区重点学校。

第一百九十六篇

跳槽

1999年正值互联网泡沫高峰时期，高科技领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电脑程序员的工作很好找。经常听到某dot-com公司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了，一夜之间公司大小员工都成了纸面上的小富翁、小富婆，连带着单位里的清洁工也发了财。

另外，社会上对2000年Y2K病毒的日趋接近而产生的恐慌，形成了对高级电脑软件工程师们的大量需求。我所在公司里的程序员也都纷纷跳槽，有的才来了没几天，还没混个脸儿熟就又走了。跳槽也意味着薪水的升级，在原单位，每年的工资调整是按比例的。从1997年秋到1999年秋，我的年薪从$28,000涨到了$32,000，按说也不算慢了，但招聘广告明确地写着像我这样的起点薪水是$40,000。

1999年秋，波士顿北面The Middlesex Fells Reservation（荒原保留地）

心动不如行动，于是就整理了一下个人学历、工作简历，挂在monster.com(美国的一家觅职网站)上。当时的环境找工作很容易，我只是贴出了履历，在求职信上措辞笼统、也没有对哪个公司做出有针对性的自我推荐，都得到了不少的回音。当时的我没什么求职经验，不知应该事先做一下功课（至少对应聘公司的企业背景、业界实力及发展前景有所了解），就高高兴兴却又懵懵懂懂地去应试了。

一家电脑游戏小公司在波士顿市中心花园附近，他们对我的电脑制图技术、三维模型制作等没什么不满意的，只是我的生长背景、所受的文化教育与熏陶和在西方长大孩子们的差距太大，他们担心我对西方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不理解、不能感应他们成长过程中携带着的文化因素、从而也就不知道他们的喜好与想象，以至不可能设计制作出他们感兴趣的游戏人物造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面试我的人说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游戏里的人物名字，我自然不知道的，呵呵~就好像是对牛弹琴。这也好比要求一个不太了解东方文化的图像设计师设计一个哪吒或是孙悟空的造型一样。

知趣地告辞出门，过了马路，没几步就来到了公园边我停车的地方，发现车窗上夹着一张$20违规停车的罚款单子。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吃罚单。

另外一个不记得是什么性质的电脑公司了，只记得面试我的三位都是印度人，黝黑的脸庞上精明透亮的眼神盯得我有些发怵，登时立刻的现场编程试题纸上手写的问题扭扭歪歪的看不清，我也就没能好好回答。出门时就知道没被录取，暗自庆幸没被录取，听说印度人当头儿与他们手下的中国雇员很难相处。又有点沮丧，因为没有正常发挥出我的应有水平，担心被他们看轻了。

最后被一个网页设计制作小公司录取，当真的拿到了网站开发人员这个offer(聘书)时，是走是留的烦恼也跟着来了。没有人商量，自己苦苦思索了两天，终于下决心走。

1999年秋，波士顿北面The Middlesex Fells Reservation（荒原保留地）

记得当我去跟CEO辞职时，她很遗憾地试图挽留我，答应给我加薪，但是我知道不论老板许什么愿，给多高的工资也不能留下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再说我工作时间短，也还没积累出多少经验，并没掌握什么真的绝招。老板想留我可能是看我自说自话跳槽而不满意吧。先答应加工资把我稳住，到时候再修理我？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1999年秋，波士顿北面The Middlesex Fells Reservation（荒原保留地）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这回跳槽就算是一次尝试吧......

第一百九十五篇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油画）

Oil on canvas 18 x 24  inch，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住在乡间的Amish（阿米什）人，不被繁荣的现代社会感染，生活简朴，马车就是他们的交通工具。Mennonites(门诺教派)穿着与阿米什人差不多，他们中有些开起了汽车，使用手机。经常看到他们好几个人乘坐小面包去超市购物。

第一百九十四篇

那年的秋雪 （油画四幅）

2013年10月24日傍晚，是我第一次看到秋雪。那年的第一场大雪，在茂密缤纷的霜叶还没来得及飘落，就悄然而至。

Oil on canvas 16 x 20 inch 秋雪（一）

Oil on canvas 20 x 16 inch 秋雪（二）

Oil on canvas 20 x 16 inch 秋雪（三）

Oil on canvas 16 x 20 inch 秋雪（四）

第一百九十三篇

昨个儿绕道儿走小路的收获

Oil on canvas 20 x 16  inch 冬雪（二）

Oil on canvas 16 x 20 inch 冬雪（三） 

第一百九十二篇

下雪天，猫在屋里画个画儿

Oil on canvas 16 x 20  inch 冬雪（一）

第一百九十一篇

旧木栅栏与蔷薇（油画）

Oil on canvas 24 x 18  inch， 旧木栅栏与蔷薇

2005年春栽下的一株蔷薇，怒放了整整一两年呢，搬走后再去照顾那空关着的小白楼时，这株蔷薇不见了，连根儿都没了。看着像是被以前在这儿经常出没的那只肥东东的浣熊給刨了。这也让我觉得，当时栽种这株蔷薇的那个坑儿，原本就是它挖的呢。

第一百九十篇

风景油画四幅

 Oil on canvas 18 x 24  inch， 雪山脚下的草场

 Oil on canvas 18 x 24  inch， 湿地（一）

Oil on canvas 18 x 24  inch，湿地（二）

 Oil on canvas 18 x 24  inch，石溪（一）

第一百八十九篇

冬日里静静的小河（油画）

Oil on canvas 16 x 20 inch，仿俄罗斯画家Игорь Сахаров。

第一百八十八篇

剪下了的青丝也会变白发

1977年仲夏里的某一天，终于下了决心将留了多年的两条拖过了腰际的长辫子剪成了齐肩的短辫儿。那是我第一次主动的剪去自己的头发。我自己对小时候被剪发没有记忆，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以及听说在我四五岁那年母亲给我几乎剃了个光头，因为那年的夏天很热，我的小脑袋瓜上长了许多痱子。

这是1974年6月28号在上海复兴公园里拍的还留有长发的照片。剪了以后再也没有留过那么长的头发了。剪那辫子也是犹豫了很久的，舍不得呢。

剪下的辫子编成了一股，有一尺多长，两端用橡皮筋儿扎着。象征着少女时代的辫子一直被保存着。当时是把辫子折放在一个扁扁的自己买的好像是12块钱一盒的银灰色的12支（也许是10支）小瓶装珍珠粉的盒子里。1988年夏我带着那盒子还有剩下的两三支珍珠粉去了日本，后来又带到了美国。

2004年左右，我将那辫子又放进了Pip从上海带回来的一个印有嫦娥奔月图案的杏花楼月饼的纸盒子里。

记得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坐在副驾座上的我便迫不及待地掰了一小块儿那久违了的杏花楼广式五仁儿月饼放进嘴里。细细地嚼着回忆起小时候一个月饼切好几牙儿大家分着吃的情景。

2008年夏天吧，我把那条拿在手上沉甸甸冷阴阴编得紧紧的辫子放进了一个瓷瓶儿里，据一位老者说，瓷瓶里要放一样东西镇着的，空置着不好。去年7月，偶然发现放在那瓷瓶儿里的辫子变成了一团散发。取出来一看，橡皮筋儿都断了。后悔当初没用绳子来扎。奇怪的是，那团曾经的青丝中竟然出现了丝丝白发！

照片中头发里沾着的金黄色的小条儿是天冬草的枯叶。瓷瓶边儿的高几上曾经放置着一大盆天冬草，那金黄色的枯叶潇潇洒洒地落在了盆里、地上，也就有几片不知何时飘进了瓶中的头发里。

1994年夏天，沉稳细心的肖像画家T有一次指着我头顶心儿上唯一的一根白发，略微惊讶地说，Fen，你有一根白头发啦。我知道。要不要替你拔掉？随它去。那是我的第一根白发，没有其它的头发长，大约有两寸，却比其它的头发粗一点儿，独自弯弯地朝上翘着。

问题是剪下来的头发，多年后怎么也会变白？！再过多年后是否还会继续变？

第一百八十七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