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墙上方有扇木头气窗，从下边向外推开，上下就透气儿了。对面是门，门框顶部也有扇气窗。门上有个立着的、书本儿大小的玻璃监视窗。一般监视窗内侧都会挡块小布帘儿，但派出所的没有挡。门的下方还有个木制百葉透氣窗。其它就什么都没有了。
母亲在那间屋子里被关了两天两夜。我提了个盖着毛巾的竹篮儿去送饭（照片中的篮子是家里现有的，但不是过去的那只），送饭时不允许跟母亲说话。篮子里放了一双筷子，一碗白饭，一碟儿我从来不会做饭的父亲炒的苤蓝丝。母亲盘腿儿坐在水泥地上，看上去并不沮丧。
在家里大家都不提母亲的事儿，日子过得沉闷、单调。山墙上挂两张大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胸怀祖国”，另外一张是世界地图，上面是“放眼世界”四个字。四哥抄写了许多毛主席语录贴得屋里到处都是，连八仙桌四面儿的小抽屉上都贴了卡片，但不显得乱，他的字也好看，我常常默默地读那些卡片，按照语录的要求做人，还能背出不少来。
母亲心直口快，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看到不合常识、不符伦理、不守公德，不尊道德的人和事儿，她见着都要说。不知什么时候就得罪了居委会李主任、伤了她的自尊。她家也是从北京过来的，管我妈叫嫂子，我叫她李婶儿。两家曾经走得很近的，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抱着我去她家串门儿。李婶儿戴着厚厚的有好多圈圈儿的眼镜儿，拿下来时我就认不出她了。
记得最后一次母亲抱我，就是从她家里出来，月光下，被踏平了的地面灰白如洗，晚风微凉。母亲将我放下，抻了抻我那撮着的裤腿儿和小棉袄下摆。直起身来，把肩上披着的那块儿带有点灰、黑色的蓝色细羊毛格子方巾取下来，抖了一抖，对角一折，又将头发往后拢了拢，用方巾裹住头，在脖子处打了个结，拉起我的小手走回家。以往从母亲怀抱里下地时，母亲都会弯腰放下我，觉得离开地面好远。这次我俩腿儿一伸，脚尖儿就碰到地上了，有点儿奇怪又有点失望。从此母亲再也没抱过我。
李婶儿的丈夫，我叫刘叔儿，跟我爸爸的关系不错，李婶儿还没来到上海时，他经常在星期天、节假日里，到我家来蹭饭吃。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听我妈说，刘叔过去常说，“我就爱吃嫂子做的木须肉。”
那天，听说居委会召集开会，母亲去了，还帮着维持秩序呢，怎么就听见被李主任提了名了，还叫站到高凳子上，接着就是被戴高帽子、挨批了。李婶儿挑起了群众斗群众，趁机打击报复。大字报贴到了楼道里，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说我舅是美蒋特务，其实我母亲就四姐妹，又说我姨嫁了地主，那时我们跟北京的亲戚都没有往来，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我姨夫是否地主，也没见过他们。还说母亲曾经表示羡慕人家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李主任曾对我妈说，别看你有五个儿子，我叫他们都当不成兵！
果然，我们适龄当兵的时候，都没被录取，那时参军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谁家有参军的，他们的家门楣上都贴着“光荣之家”大红纸，令街坊邻里都很羡慕。三哥当时在空军第二技工学校读书，1968年春季招兵，他们学校是不限名额的，最后因为政审通不过，档案中，母亲是现行反革命。五哥是在1969年上半年部队征兵时，体检通过了，也是政审不合格。我在农场时，大约是1975年那次征兵，体检都没让我去。
四哥原本已经被学校选做去北京参加毛主席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代表。还没来得及向家人通报这个特大喜讯，就立马失去了机会。从革命的接班人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一向心地善良、待人热忱、学习好工作能力强、性格阳光、又是班里的组织委员的他，自此情绪一落千丈，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了。他中学的一位好友说，“从那妈被整以来，简直变了一个人，本来伊老有组织能力，同学中也蛮有威信咯，妈妈的事对伊打击老大，从此一蹶不振。”这位好友后来遵照上山下乡的指示，“一片红”去了北大荒，差点儿没被狼给吃了，回沪后通过读书当了一名律师。
我们搬走很多很多年之后，偶然听说，李主任早就死了，她的丈夫跟她那娇生惯养的小女儿“过”在了一起，招来街坊非议，如果真是像街坊传的那样，按老话儿说，这个家造的孽可就大了去了。
不管怎样，在表面上看一切都已经过去，幼小心灵中的伤痕已经抚平，记忆也在逐渐消失，看似一切都将会被人们遗忘。但它确实存在过，那就是永恒的。母亲的难，当时使我们子女在职业、生涯上受到了阻碍，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说不定反而因此避免了更多身不由己的境遇呢。
第二百零九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