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当时的两层教学楼，共有并列的三排，造型都相同，西端由主楼道连接，呈E字形。除了主楼道前后两边有楼梯外，各楼的东头也还都有楼梯。每栋楼的北侧每层各有四个（也许是五个）长方形教室。教室北墙都是窗，宽敞明亮，教室里，讲台在东头，西墙上也有黑板，出黑板报用的。讲台下，摆放着四列六排双人课桌椅，可容纳48个学生。那时是家庭多子女年代，每个年级都有四五个将近50人的班级。教室南墙前后有两扇门。出了教室便是长长的开放式走廊。楼群的东侧有大操场供三四五年级的同学做操，北侧有小操场给低年级的同学用。两个操场占地都很大。校园围有一人多高的羌篱笆。
中间那排楼道东头的楼梯下，被木板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那就是值班室了。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用来取暖烧水的煤球炉子。小屋内楼梯下面的垂直三角地带也被木板隔着，小门上方开有一个方孔可以递水杯、饭盒。里面的空间更小而且幽暗，人几乎是站不直的。冰冷的水门汀地上铺着被子，杨庆芳老师就静静地做在被褥上，头发有些蓬乱。
记得，杨老师有时问我们要水喝，我总是倒热水给她。但是L总是界限划得很清，不仅喝水的时候不给热水，连杨老师吃饭时，往她饭盒里倒的都是自来水。记得杨老师曾轻声温和地提起她的胃不好，请帮她把饭热一热的。我虽然有恻隐之心，也同情“犯人”，可由于生性懦弱，没能执意去给杨老师热个饭，当时就感到很内疚。
[2015年10月31日添注：找到1999年时的英语回忆笔记，记载了确切的时间，那是1967年湿冷的寒假，当时我是四年级。值班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8点。杨老师在那里被关了大约三个月，我俩去看管过一个月左右。当L不在的时候杨老师跟我说，她有关节炎，关进来后浑身疼痛还犯了胃病。杨老师呆的小三角地带阳光跟本照不到，白天她要把被子卷起来以便坐在上面写交代。晚上要用水、洗脚，L只给她冷水。我提醒L应该给热水，但她笑话我的立场不坚定。---看来这记忆十几年来又淡化了好多。]
毕业后，由于所住的地段不同，我和L被分到不同的中学读书。没几年就听说L去世了，中学都没读完，很漂亮的一个年轻生命。至今记得的是，她那两条拖到腰际的长辫子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圆睁杏儿眼。
每当人们说起积德行善可以延年，我会联想到这事儿，如果L善待落难的杨老师一点儿，也许她的命运会有些不同了吧？
很多年后，在网络上看到杨庆芳老师也来我们普陀区中心小学当过校长，那应该是文革以后的事儿了。
前一阵儿还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是，当年的红卫兵接连打死老师。从我四五年级的这件事儿来看，红小兵都被卷入了这场运动，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还是问心有愧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参加红小兵、被叫去看管“牛鬼蛇神”还算是个荣誉呢。
顺记： 1964年入读普陀区中心小学，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秦佩卿（女）老师，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毕业，班主任是卢鸿根（男）老师。后来卢老师担任过曹杨新村第一小学和普陀区中心小学的校长，这两所学校分别是市、区重点学校。
第一百九十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