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的爷爷和二大爷
四十年代的奶奶
1988年6月27日，我给从未联系过、家住内蒙古、我大大爷的长子、我的大堂兄去了一封信。他在7月6日那天收到、并给我写了回信。说他非常意外接到我的来信，想像中我是一个落落大方、痛快磊落、干脆爽朗的性格。开门见山地给他提了一大堆综合一个“祖”字的问题。感叹：好一个不忘祖辈的女子。他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将半个世纪他所知道的家族历史答复了我。
时年62岁的大堂兄1988年7月给我写的信（截图一）
大堂兄的信中说，咱的曾祖父十九世纪末因故革职，正准备带领全家人返回原籍，途中碰上恭亲王，他出差返京途中遇见咱的曾祖父（与恭亲王沾亲）问清缘由，忙拦劝回府，并封曾祖父为四品带刀护卫。我的大哥也说，我们爷爷的爸爸在大清朝廷里做过官。
大堂兄的信中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前我曾祖父全家居住在北京鼓楼一带。八国联军入侵后残杀无辜，清室家族更是首当其冲。在当时的腥风血雨中，曾祖父自尽，曾祖母带领全家扮成难民逃亡到朝阳门外农村投亲靠友，隐名埋姓。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每到需要填表格时，我大哥总是提醒我们千万别在民族栏里填满族二字。而我总是在表格中的民族栏里填上满族，这给那个不太懂事儿的我，带来隐隐约约的一点儿与众不同的感觉。
据我大哥说在老北京他和爷爷奶奶一块儿生活过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靠近东城根的贤孝牌胡同6号。后搬到东堂子胡同19号，北平私立大同中学校，后来的北京二十四中那儿。他记得爷爷书房里有好多字画，大青花瓷缸里插着一卷卷字画卷轴，紫檀木箱子里存放的字画要更珍贵些。来上海之前每年要帮爷爷在暑天里晒字画，一般季节更替时爷爷就会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掸去灰尘、换上一批字画儿。大哥说电视剧《大宅门》里的住宅格局、家具摆设，甚至连生活细节都很像他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家。
大哥说爷爷曾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下当差，也当过老北京东城区警察局长。
大堂兄1988年7月给我写的信（截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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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9日注】前几天询问了我大哥有关爷爷抓了李三儿的事。我大哥的回信中这样回答的：由于祖父不愿承接捉拿燕子李三之事与段某发生争执当即拍案提出辞呈，告老返乡。
2022年10月10日大哥女儿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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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段祺瑞，想起大约是1979年，我在H大上中专班时，段祺瑞外孙女的女儿W就已经在系里工作了，中专毕业留所后就和她成了同事，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老辈里的这段历史，现在想来也算是一种渊源吧。W给人的印象是清秀、文静、温婉、低调，她父亲是H大的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我还跟她学了英文打字呢。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台老式德国制造的打字机，黑色的铁质机身很重、一个个圆圆的镶边按键相当精致，手指按键时的咔嗒、咔嗒声，铅字打印在纸上的啪、啪声，以及手推回车键时发出的叮、叮声，可谓声声清脆悦耳呢。后来用上了电脑，那轻触键盘一时半会儿还不适应，打字时总是下指太猛。
W平时言语不多，是出于她骨子里的、又是在不经意之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清逸。而我的不多响是源自我的拙嘴笨舌。
不知什么原因，很多我父母那一代移民上海的外地人都不会说上海话，但估计都能听懂，是不想学呢还是不想说，不得而知。爸爸妈妈到了儿也不会说几句上海话。因为母亲不让我们在家里说上海话，按她的说法是不许在家里翻蛮，只能说北京话，所谓南蛮北侉互相歧视，在过去的年代里时有发生。所以尽管我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上海话说得并不遛儿。再加上母亲一贯是大人说话没有小孩子插嘴、回嘴的份儿，也许还有点儿从父亲那儿遗传过来的木讷基因，小时候跟人说话，尤其是要争辩时，总有憋得答不上来的时候，非得用普通话才能表达出来。结果呢，没练过贫嘴的我的反映注定就要比别人慢半拍。
然而，我的北京话也是变了调儿的。记得文革初期，我大堂兄居住北京的最小的弟弟，大串联时来到上海，找到了曹杨四村109号楼，在门洞里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地址的家信，跟邻人打听他三叔也就是我爸爸是否还住这儿。那时我们与北京的亲戚几乎没有往来，所以都不认识，又因为他带着红卫兵的袖箍儿，当时我们全家着实被吓了一跳，还以为红卫兵又来抄家了呢。他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跟他说话时老是说阿拉怎么怎么，阿拉去哪儿去哪儿。结果他疑惑地问我，阿拉是什么意思。这才知道阿拉是上海话，尽管我用的是普通话发音，人家一样听不懂。
遗憾的是，当我收到他7月上旬从内蒙古发出的信时，正在着急忙慌地作出国准备。1988年7月16日，我登上了鉴真轮东渡扶桑。到了新的国度，环境、生活还没适应，同年8月和12月又两次来美国过暑假和圣诞，就忘了给我的大堂兄回信。等我想起来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大堂兄已经辞世，再也没有机会感谢他了。在这件事儿上，我一直后悔做事不周全、太不懂礼数了、对不起大堂兄。
最近从大哥和三哥那儿知道，我们家原来住在上海徐汇区，具体门牌是虹桥路84号。三哥说他就出生在那里。至今还能回忆起原来的房子结构、家中的摆设、小院儿里的水缸和水溏。咱家的屋子朝北，背面有一排房子是朝南的门外带走廊。
三哥记得他小时候，有一天，比他大六岁的兰姐给他穿了条裙子和别家的孩一起玩。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天黒了，开着灯大家都还没睡，他爬在八仙桌上玩儿，突然发生地震了，那桌上悬吊着的清朝官帽形灯罩的白炽灯来回晃荡。他说咱家小院儿大门正对虹桥路，那时可能也就是一般的两车道的马路。过了马路有片大空地，那里有摆地摊卖东西的、变魔术的、看西洋鏡的、还有好象是看万花筒、拉洋片的（花钱可在那洋片箱子前的小孔里看女名星之类的大照片和剧照，大约有十几张上下拉的换着看），很热闹。再后面就到了上海交大的界河。直到1953年3月搬到曹杨四村116号6室，他清楚的记得那天东西一到，他和大哥就打开咱家的电子管收音机听到电台里正在播放哀乐，那是斯大林去世的日子，所以印象很深。
三哥还说他带过我：在曹杨四村137号后房间窗子前两手围着你，你站着向外看。你那样子就是咱家第一张全家褔中的那样。
也还是在1988年，那年的8月，三哥带着他儿子去了北京。我四姑爸就领着这爷儿俩，祖孙三代一起去劲松一带我们家的祖坟祭祀。截止到1957年，我大大爷是最后一个埋进祖坟的长辈，那里曾经安息了我们家族十三代人。尽管祖坟已在平坟运动时被产平了，但是祖上的一通御赐螭首龟趺碑，也叫王八驼碑，还纹丝儿不动地屹立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原来的松柏、绿草覆盖的风水宝地成了一个小厂子凌乱的院子。据我四姑爸说，那墓碑是不能拆、不能挪、不能毁的历史文物。
1988年的8月，那小男孩儿是我的侄儿
2008年4月，当我想起要寻根问祖、理清家族脉络时，却为时已晚。那个地方已经是一栋住宅楼了，再也找不到这通碑的影子了。当时三哥拍照时没拍碑文的细节照，据说是字迹已被风化、模糊不清了。这就给考证这通碑的具体年代、人物和事迹增加了难度。
1949年以来反复多次的政治运动，使本就寡言少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父亲对往事更是不愿提及，他这样做，兴许也是对我们小辈的爱护，让我们不要为了这些事儿受牵连。如今，上一辈的人都过世了，没有记录下来的，也就无法知晓了。连我们这辈儿给孩子起的名儿，都已经五花八门，不遵循爷爷制定的排辈序列了。
（全文完）
第一百八十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