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没多想他为什么可以不来工作却照拿薪水。那时的确还有个很好的差事，整个农场纵横交错的河流港叉都归我们队管理：放鱼苗、喂鱼食、捕鱼等。主要的分流水域都设有一个小渔站，水畔搭一两间小茅屋，河里泊着条小木船，岸两边立四根高大的木桩子，吊上个电动升降大鱼网，平时就可以打捞点鱼虾销售，给队里增加点儿收入，也解决了他们的日常伙食。山高皇帝远的自在逍遥，一般都由一两个经验丰富的本地人在那里长期住扎，人手不够时偶尔也派个别城里来的小伙子去顶班儿，不清楚老刁的缺勤是在上海呢还是被派去了小渔站。
左下角是一堆渔网，宿舍前的空地，绘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
他到队里来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记得比较清楚，那天他和那几个哥们儿一起来的。不同以往的蜻蜓点水，这次他们先是在我们宿舍前的空地上轮番地讲故事。宿舍是一排平房，只有六七间。队里的当地人都住在整个农场之外，得骑车回家，有的要骑一两个小时，还有一间配给三个领导的，但平时最多也就一两人在，周末就空关着。
那天下午讲的故事有《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绿色的尸体》、《海盗》、《第二次握手》......那也是我在农场里唯一一次听人讲故事。
记得有个讲故事的一开头就说到：人的一生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另外一种是性生活...我注意到有个姑娘目光兴奋地一闪，嘴角随之往上翘起，有的低垂下眼帘，而我却还瞪着无知的大眼看着说话人，脑子里却是一头雾水，想搞清为什么人要过两种生活。
夜幕降临后，故事还接着讲，只是从露天搬到平房里的女生寝室，当时我们七个女生住两间屋子。说故事的坐在一个双层床的下铺床沿儿上，其它七八个听故事的都围着坐在小竹椅子、木凳上。为了增加故事效果，昏暗的屋子里特意只点了一根蜡烛，忽忽悠悠飘摇不定的烛光给浪漫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温馨，也为惊险的故事生出些许寒意，听到紧张处，姑娘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坐下的椅子、板凳儿往圈儿里挪，听故事的圈子就越缩越小。冷不防地，一个胆儿特小的姑娘被烛光里讲故事人配合恐怖故事情节而做出的渲染夸张表情吓得失声尖叫，这一来恐惧感霎那间弥漫开来，引发一屋子人的齐声惊叫，尖嗓音在幽暗的室内互振共鸣，着实令人毛发悚然，身上不由的起一层鸡皮疙瘩。
不知怎的，隐隐约约听到传回队里的话，说是老刁的那些哥们儿都以为我是他的女朋友，为此我很不高兴，根本没影儿的事儿，连与他单独说的话都没几句，怎么外边就瞎传开了呢？！为此，我尽量注意不要加深这个误会；况且我心中一直有个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的憧憬，我还在幻想着重新踏进学校大门。
一次，队里有个姑娘看见我新买了一条黑色加长纯羊毛围巾，借去拍照，还我时不仅没跟我提起围巾有一处的毛线被刮抽线了，她还把那根拽出的长毛线给剪了。好好的围巾不仅有一个洞，边上还有一条被抽紧的痕迹，当时那心疼，至今记忆犹新。早先在新闻报导中看到江青陪同外宾时戴长围巾，很是羡慕，但商店里卖的都是短的。这条加长围巾是在市面上刚刚出现时就买了，15元一条，几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和其它几个姑娘说这事儿是在回沪的长途汽车上，正赶上放假，队里的年青人都搭同一班车回城，老刁也在，他说能帮我找人织补，我就把围巾给了他。几天后他来我家将织补好的围巾还给了我，当时就我一人在家看书，也想不出什么话说，他坐了一杯茶的功夫就走了，这便是我与老刁所有的私下往来。
这张照片是20岁时照的，戴的就是那条加长围巾
后来，听说他请长病假，基本就见不到了，只有一次他自己从城里来。我们队又搬迁了，搬到新场部附近，长途汽车还没通进来，从老场部的汽车终点站到我们队要走三刻来钟。那天队里的一位当地人说，他骑车看到老刁正在来队里的路上，走路飘忽摇晃；过了好半天老刁才到的。
再后来，听说他病挺重，看东西有重影儿。
队里的人一波波、一次次地去他家探望，每次回来都说老刁问起我怎么没去。我不敢去，我怕加深被认为是他女朋友的误会，长这么大我心里除了充满了对书中人物的幻想、对中学班主任有过朦胧的崇拜，对於男女之情也确实没有开窍。
再往后去探病的人回来说该去看看他了，医生的诊断是他患了脑血管肿瘤，造成人体失去平衡，甚至不能说话了，而每次都以失望的眼神在众人中找我。
终於有一天，老刁的母亲到农场来了，一到队里就打听哪个女孩叫fen。善良的母亲拉着我的手仔细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恳请我去看看她儿子。
队里准了两天假回上海，顺便把他的工资带过去。第二天一早出发，按他母亲给的地址中午时分就找到了他的住处。他母亲告诉我，为了看病方便，他们临时租了华山医院附近的亲戚家的房子住着。说着他母亲领我进了里屋，躺在床上的老刁已经和八个月前看到时大不一样了，消瘦了很多，半个身子已经瘫痪，面部半边肌肉也失去了控制。除了让他安心养病，就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了，他一直看着我，眼神里杂揉着悲伤和感动，母亲用手巾去擦从他嘴角趟出的唾液，暂时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焦急地支起还能动弹的、瘦弱无力的右手臂把他母亲扒拉开，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不善言辞，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空坐着很别扭，便起身告辞，他闭上眼睛朝墙壁微弱地偏了一下头，再转回来时悲伤的眼睛里涌出了一道泪。我对他说明天回农场前再来看你，就离开了，总共才坐了十分钟不到。
从他那儿出来我没直接回家，来渔业队前在农场纸袋厂时的一个女伴儿那时在城里，我和她一起去淮海路买东西。
天黑回到家，我嫂子说下午有个中年妇女来找过我，还留了张字条：Fen请你马上去医院，求求你了。按地址我立刻去医院。八点钟到了病房，老刁昏迷不醒地趟在病床上，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亲属们默默地围在床前。
他母亲眼睛红肿着，拉着我的手，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泪流满面地轻声告诉我，她儿子在我离开后病情急速恶化，被立即送进医院急救，已经失去了知觉。我在病房里呆了大约二十分钟，当我离开时他仍然没醒来。告诉他母亲明天一早回农场之前我再来医院看望。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病房，床位是空的，他已经去世了。
几个月后，队里的一帮小青年一起去看望他母亲，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仍然年青的她，以长辈平静、和蔼的目光看着和她儿子同龄的一群人...解释说她儿子没能醒过来，是在午夜时分离开了这个仅仅生活了19个春秋的世界。
很多年后，我才慢慢开始理解，一个母亲失去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女的痛苦。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我只知道名声对於提拔、上调、选派工农兵学员都是很重要的，只知道自己要努力，想也没有去想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我，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渺小的，面对那么多年的习俗、那么庞大的体制、那么看似无法变更的格局，不要说一个女孩儿，就是如今一个在全球很大范围内决定货币、信贷条件的决策者，能起的正面作用都是十分有限的(而其错误决策带来的危害却可以是巨大的)。
即使这样，18岁的我，也许是前尘的因缘，也许是今生的巧合，在那个特定时段，对於一个彼此连手都没有碰触过一下就再也不能说出自己的心愿、再也不能看一眼周围世界的人，竟然可以是那么重要、竟然可以是他生命的全部。如果不是为了避嫌，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如果能够些许体谅一个年轻母亲即将失去儿子的痛楚，我至少可以早一点回来看他，陪他说几句话，或只是听听他对生活的不舍和期盼，或在他只能用眼神来诉说的时候多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握一下他那只感觉尚存的手...
不论如何看似没有选择余地，我真还是应该尽量多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而辜负了别人，却再也没机会补偿...对於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种纯情体现在朦胧的、难以启齿的爱恋；这些年过去了，再回首，这爱又何尝不是跨越时代、跨越了青春的人类对美好的永久向往和期待。
第九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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