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总理会见大卫·洛克菲勒

大卫·洛克菲勒是该家族第三代子女中最年轻的，1969年起担任大通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49年，34岁的洛克菲勒成为外交关系理事会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1970年出任董事会主席。

1973年6月29日，周总理深夜会见洛克菲勒长达两个多小时。周总理的外事谈话国内官方始终没有系统发表。2002年出版的洛克菲勒回忆录，对这次会谈内容有比较详细的披露。

会谈中，周最感兴趣的是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就过去两年间美元贬值20%，美国面临高通胀，国际间汇率大幅波动连续提问。他回顾了二战后中国的金圆券急剧贬值和1920年代初期去德国和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目睹的德国物价失控，谈到通过与基辛格和尼克松会谈，发现他们对经济不太关心或知之甚少。周对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十分关切，并请洛克菲勒讲解国际货币体系。

洛克菲勒说由於没有事先准备，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会见开始已是深夜10点45分，洛克菲勒的随行人员被这么大的题目吓坏了，周则点头示意他讲下去。洛克菲勒介绍了二战末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战后的马歇尔计划，1950和1960年代的全球贸易扩展，以及不完全受美国联邦储备局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等背景知识，认为1960年代中期约翰逊灾难性的「枪炮加黄油」财政和预算政策导致了严重对外赤字，最终迫使尼克松在1971年废除金本位，冻结工资和物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论述，他的结论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美元的危机，而不是美国经济本身无可救药。

周非常专注地从头至尾倾听洛克菲勒的讲述，并随后就贸易和货币提出一些问题。周承认贸易可以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但不认同必须改变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吸引外资的参与。周最担心的是进出口贸易对人民币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和苏联总理柯西金一样，周没有认识到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给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的限制。相反，周认为正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所以十分坚挺。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周在言谈中对台湾政权没有宿怨，台湾作为一个话题，只是因其出色的经济表现而被提及。周虽然承认台湾经济表现不俗，但认为这种来料加工经济，只对蒋家及特权阶层有好处，而工薪阶层并不获益。周对洛克菲勒本人及家族的背景十分了解，并惊讶以洛克菲勒在国际政治金融和其他权力圈子内结交之广，竟然不认识宋子文、孔祥熙。

这里补充一下会见前后几天的国际、国内背景：1973年6月22日，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签署了限制核武器条约，美国参议院将水门事件的有关听证推迟8天直到勃列日涅夫离开美国。首任美驻京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就美苏条约向周通报，并转交了尼克松给周的私人信件。布鲁斯历任美国驻英、法、德的大使，1950年代曾是出任某机构局长的主要人选，其驻京联络处一职的继任者老布什离京后，回美出任该局局长。外交部就布鲁斯和周的会谈拟定报告，周作了改动，并添加评语。毛在批阅时，删去了周的全部评语，并批注：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人们容易忘记斗争。7月4日，周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获得毛在美大司一份内部材料上的又一批语，批语中毛除了使用「修正主义」这个预示着严重后果的词语，并警告外交部的一些人不要上了周的「贼船」，而「贼船」一词在1971年以后已被赋予特定的含义。

通过驻美联络处、对外友协邀请洛克菲勒访华的安排过程历时数月之久，而在美方人员即将离京的最后一天，以周对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严重关切，却仍不能决定是否接见，并最终把会见安排在深夜，周在大会堂南侧台阶上准时等候洛克菲勒一行，恐怕除了考虑照顾美方颜面，还有其他难言之隐。据1980年代安排洛克菲勒访华使其一日之内得到北京三位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洛德大使回忆，基辛格、尼克松都没有从周那里得到这样的礼遇。有意思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拒绝同周握手的杜勒斯国务卿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姻亲，且与大卫·洛克菲勒关系非同寻常。

此前中美经过近20年的对峙，双方都没有达到击垮对方的目的。许多人，包括在外交关系理事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在内，认为应该探索新的对华政策。 1967年底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数个月之前，尼克松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署名文章「越南之后的亚洲」，指出不可能长期将中国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据近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一书披露，毛主席对美政策的调整就是从阅读这篇文章开始的。

时至2010年末，不仅周总理与洛克菲勒会谈的核心内容再度成为国际经济的焦点，尼克松在1967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季刊中对亚洲政策的展望、规划甚至担忧也惊人相似地再次成为2010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务》双月刊的主题。只是这次是以专刊的形式，围绕美国、新兴大国(主要位於亚洲)和其他非国家角色之间实力的相对消长，从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数码革命、网络安全、清洁能源、粮食、人口、不同文明及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等各个角度，对美国内外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这期专刊文章、书评的撰稿人和所论及书籍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美国长远国策制订和实施者的名人录。

更正：1969年7月4日，不是周，而是毛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获得美大司一份内部材料后，在上面加了又一批语。(2011年11月23日)

补充：笔记中两条批语部分摘自有关中文文献的英文版，原作者由于其所熟悉的环境、所采访的当事人的观点等等原因，过于倾向将1973年6月起的一些党内事件归纳为毛周权力甚至个人之争，而忽略了美大司材料关于世界是「美苏争霸」还是「人民要革命」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结合毛晚年「继续革命」的一贯思路，尤其是他对尼克松一文内在逻辑的重视和思考，如果把一些方向性的争执一味简单归结为个人之争，难免会失之于对当时中外人物过于贬低的偏颇和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转移、淡化。(2011年11月23日)

第九十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