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揪斗的前因后果

母亲被关押在派出所二楼的一间大约有四五平方米的小浴室里。那里的房屋结构和我们住的一模一样。四面的墙壁用石灰水刷成白色，天花板上有盏15支光的灯泡，还有个乳白色荷叶边儿的玻璃灯罩，地面四周微微向中心倾斜，正中间儿底下连着下水管子。下水口上有个用两颗螺丝钉固定的，巴掌大小、圆形镂空的铜盖儿。

外墙上方有扇木头气窗，从下边向外推开，上下就透气儿了。对面是门，门框顶部也有扇气窗。门上有个立着的、书本儿大小的玻璃监视窗。一般监视窗内侧都会挡块小布帘儿，但派出所的没有挡。门的下方还有个木制百葉透氣窗。其它就什么都没有了。

母亲在那间屋子里被关了两天两夜。我提了个盖着毛巾的竹篮儿去送饭（照片中的篮子是家里现有的，但不是过去的那只），送饭时不允许跟母亲说话。篮子里放了一双筷子，一碗白饭，一碟儿我从来不会做饭的父亲炒的苤蓝丝。母亲盘腿儿坐在水泥地上，看上去并不沮丧。

在家里大家都不提母亲的事儿，日子过得沉闷、单调。山墙上挂两张大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胸怀祖国”，另外一张是世界地图，上面是“放眼世界”四个字。四哥抄写了许多毛主席语录贴得屋里到处都是，连八仙桌四面儿的小抽屉上都贴了卡片，但不显得乱，他的字也好看，我常常默默地读那些卡片，按照语录的要求做人，还能背出不少来。

母亲心直口快，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看到不合常识、不符伦理、不守公德，不尊道德的人和事儿，她见着都要说。不知什么时候就得罪了居委会李主任、伤了她的自尊。她家也是从北京过来的，管我妈叫嫂子，我叫她李婶儿。两家曾经走得很近的，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抱着我去她家串门儿。李婶儿戴着厚厚的有好多圈圈儿的眼镜儿，拿下来时我就认不出她了。

记得最后一次母亲抱我，就是从她家里出来，月光下，被踏平了的地面灰白如洗，晚风微凉。母亲将我放下，抻了抻我那撮着的裤腿儿和小棉袄下摆。直起身来，把肩上披着的那块儿带有点灰、黑色的蓝色细羊毛格子方巾取下来，抖了一抖，对角一折，又将头发往后拢了拢，用方巾裹住头，在脖子处打了个结，拉起我的小手走回家。以往从母亲怀抱里下地时，母亲都会弯腰放下我，觉得离开地面好远。这次我俩腿儿一伸，脚尖儿就碰到地上了，有点儿奇怪又有点失望。从此母亲再也没抱过我。

李婶儿的丈夫，我叫刘叔儿，跟我爸爸的关系不错，李婶儿还没来到上海时，他经常在星期天、节假日里，到我家来蹭饭吃。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听我妈说，刘叔过去常说，“我就爱吃嫂子做的木须肉。”

那天，听说居委会召集开会，母亲去了，还帮着维持秩序呢，怎么就听见被李主任提了名了，还叫站到高凳子上，接着就是被戴高帽子、挨批了。李婶儿挑起了群众斗群众，趁机打击报复。大字报贴到了楼道里，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说我舅是美蒋特务，其实我母亲就四姐妹，又说我姨嫁了地主，那时我们跟北京的亲戚都没有往来，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我姨夫是否地主，也没见过他们。还说母亲曾经表示羡慕人家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李主任曾对我妈说，别看你有五个儿子，我叫他们都当不成兵！

果然，我们适龄当兵的时候，都没被录取，那时参军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谁家有参军的，他们的家门楣上都贴着“光荣之家”大红纸，令街坊邻里都很羡慕。三哥当时在空军第二技工学校读书，1968年春季招兵，他们学校是不限名额的，最后因为政审通不过，档案中，母亲是现行反革命。五哥是在1969年上半年部队征兵时，体检通过了，也是政审不合格。我在农场时，大约是1975年那次征兵，体检都没让我去。

四哥原本已经被学校选做去北京参加毛主席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代表。还没来得及向家人通报这个特大喜讯，就立马失去了机会。从革命的接班人一下子变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一向心地善良、待人热忱、学习好工作能力强、性格阳光、又是班里的组织委员的他，自此情绪一落千丈，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了。他中学的一位好友说，“从那妈被整以来，简直变了一个人，本来伊老有组织能力，同学中也蛮有威信咯，妈妈的事对伊打击老大，从此一蹶不振。”这位好友后来遵照上山下乡的指示，“一片红”去了北大荒，差点儿没被狼给吃了，回沪后通过读书当了一名律师。

我们搬走很多很多年之后，偶然听说，李主任早就死了，她的丈夫跟她那娇生惯养的小女儿“过”在了一起，招来街坊非议，如果真是像街坊传的那样，按老话儿说，这个家造的孽可就大了去了。

不管怎样，在表面上看一切都已经过去，幼小心灵中的伤痕已经抚平，记忆也在逐渐消失，看似一切都将会被人们遗忘。但它确实存在过，那就是永恒的。母亲的难，当时使我们子女在职业、生涯上受到了阻碍，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说不定反而因此避免了更多身不由己的境遇呢。

第二百零九篇

同学都不理我了

1966年初夏，有一个星期六放学回家，像平时一样，同学们在校门口与老师道别，便分成两组，排着队离开学校。一队是去曹杨一村的，我们这队都是住在四村的同学。过了马路、进了村，带队的就喊了：“立定！稍息！解散！”大家就像飞鸟各投林似地跑了开去。

往日，午后的村儿里很宁静，今天却远远的闻得中心区域人称“小花园”的大花园里人声鼎沸，人们还高声的嚷嚷着什么。透过那比我高出许多的冬青树围墙的枝干叶杈，看到里面黑压压的聚集着很多人。被好奇心驱使，我连蹦带跳地赶过去看看热闹。

侧身钻过冬青树的宽间隙，扽了扽被树枝刮着的衣服，隐约听见有人正在人群里大声诉说着什么。从大人们的背后挤进圈子，迅速环顾一周。天哪！右手侧，距离十几个人远的地方，母亲正站在一个高凳子上，低着头，头上还戴了个纸糊的高帽子！围在这里的几乎都是村里的街坊邻居，不一会儿就有人领着喊起口号来：“打到高--！”“打到反革命分子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真是拳头林立，群情振奋。

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两腮发烫，头像是被一根大棍子打闷了似的。那些高喊口号的人，都是我认识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们。他们一直都是很和善的呀，平时他们家里有什么事儿，都会来找母亲帮忙。

别看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可能耐还不小，谁家大人孩子的脚脖子葳了，让人背来找母亲。她把酒精，也许是烧酒倒进一个小盘儿里，用火柴点着，瞬间，镶着金边儿的蓝火苗就呼呼的往上窜。母亲左手握住受伤的脚，右手几次三番地往火苗里探去，又迅速抽回来，滴滴答答的四个手指沾上滚烫的酒精和火苗，立刻就揉那伤着的脚，给人舒筋活血，受伤者忍着烫，口中嘶嘶地倒抽着凉气，却喊着，哎呦呦，舒服！舒服！想必母亲的手也是给烫着了的。有人腰酸背疼了找母亲给拔个火罐儿。谁家双职工大人上班，孩子下课早，都让我妈给照看一下的。

母亲对别人家的孩子比对我要好的多了去了，她信奉对自家的女儿要严厉管教，有时我都幻想着能成为他人的孩子以博得母亲的关爱呢。母亲是助人为乐的典范，她的付出都是高高兴兴的、自愿的、无偿的，能得到人们亲切、发自内心的一声：谢谢高大姐！谢谢高大婶儿！或者谢谢高大妈就满足了的。

如今被他们称作大妈、大婶儿、大姐的我妈，怎么就突然得罪了他们了？成了反革命了？！这些我一向尊敬的大人们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我带着不解的疑惑，离开了群情激昂的小花园儿。泪流满面，无声无助，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到了曹杨四村109号楼的家门口，见有好多人聚在大门外、楼道里、楼梯上，围观并议论着，他们中也有我的同学。我被一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箍的红卫兵一把拽住，推到墙边儿不让上楼。我羞愧得低着头，怯生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儿。楼上有三户人家，红卫兵们正在翻东西抄我们的家。

我四哥从学校回来，他的左手臂上也戴着个红袖箍儿，还没等他转过神儿来，他的那个红袖箍就被抄我们家的红卫兵给拽了下来。“靠边站着，不许乱说乱动，你们是反革命狗崽子！”，他也和我们弟妹一起靠墙低头站着。

【2023年10月21日更正：9月9日抄家那天晚上，四哥參加完學校紅衛兵的活動，天黑了才回到家的。父親看到他還戴著紅衛兵袖章，就走過來讓他取下來，說別跟他們紅衛兵搞混了，四哥十分難受地拿了下來。】

红卫兵倒是没查到什么东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后来听说我大哥攒下的几百块用来准备结婚的存折被抄走了。

星期一，到了学校，忽然间我失去了所有的小伙伴儿，没人理我，都不跟我说话了。谁会理一个反革命的子女呢？！都要划清界限的，心里哇凉哇凉的我，就只想一个人呆着。在课本儿里还没学到孤独这个词，我小小的心灵里已经体会到了这种感觉了。

第二百零八篇

复诊的路上

出院后每星期一次的复诊接踵而来，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每次去都要化验小便，化验费是四毛钱，挂号费一毛，后来涨到两毛了。

起先还有多次复诊时，都要在一张冰凉的铁皮桌子上躺下，屁股底下接着个白色的搪瓷医用便盆，年轻的女护士一手拿着大镊子夹着一小团棉花球，一手端着一大罐淡紫红色、稀释了的高锰酸钾消毒水，冲洗我的屁股。有时，估计是女护士那天的心情不好，出手就会重些，但是疼也只能忍着。自打记事儿起，每天晚上睡觉前洗屁股用的热水里，母亲都要放进五六颗深紫色的高锰酸钾小渣子。

平时洗水果也用高锰酸钾水泡，这东西好像是万能的一样。药店里8分钱就能买到一小瓶儿，玻璃瓶比大人的大拇指肚大一些，带个软木塞儿盖子，瓶口是用蜡封着的。

每次去复诊的路上就开始担心了，不知这病是好起来了呢还是又重了。担心本来是急性的病被拖成了慢性的，那一辈子就完了，大人们都这么说。等那张化验单时，更是紧张，单子上会写着红血球有几个加，最坏时，我有四个加。病情不好回家就会挨母亲的责骂，责怪我不注意休息，比如有时和邻居、同学一起跳橡皮筋儿、跳绳，或吃的太咸。据说北方人口重，母亲做的菜都比较咸，母亲常说，“咸——鲜，淡——无味儿。”而且她看到我在外面玩儿就会叫我回家拖地板、干体力活作为惩罚。每顿饭还没动筷子夹菜，耳边就会响起母亲的提醒：“咸——！”

从家走到医院不算太远，从小学两年级以前的家（图上的小绿点儿）到上方标着红十字的普陀医院，一共两三个街口，10多分钟的路程。图中那条深色的圈儿，是一条叫“环浜”的河，

好多次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站在兰溪路与环浜相交的那座叫做兰溪路西桥的桥上，靠着桥北侧的水泥栏杆，面对小河两岸的绿树林子，怀着无名的感伤，将医生开的药方一点儿一点儿地撕了，探身将一把碎纸屑纷纷扬扬地撒在了那条弯弯的、静静的小河里。

回家后也担心被母亲询问，好在母亲不是那种刨根问底的细心人，见我没跟她伸手要抓药钱，也就平安无事了。每次拿着药方回家找母亲要钱，都要硬着头皮听她一阵儿数落，怪我不注意休养病没好转，家里就这点儿子儿都被我给捣腾完了。我听了心里也不好受。

如果被母亲知道我撕掉了药方儿，一定会遭双倍的严厉责骂，一是擅自撕药方还瞒着，是品行问题，母亲容不得小孩子说半句谎。在她面前我和别的小朋友也不能说悄悄话，她会要求大声点儿，按她的话是，“好话不背人，背人无好话。”二是怕延误了病情，会更增加家庭负担。而我只是怕挨骂，没药方至少在母亲的眼里是病情没有恶化。

现在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住院时为了怕护士不高兴，每顿多报的那一碗儿饭，不知是否又多破费了我妈的几个子儿呢。

照片取自网络，过去的那座桥比如今的这座，大小高低差不多，只是更拙朴些

第二百零七篇

芬，侬额面孔肿了！

小学一年级下的一个温暖的秋日，小伙伴儿Le，一副大人的样子，用手指摁了摁我的额头说，芬，侬额面孔肿了！是𠲎？我心里有些发慌。

最近几天我确实觉得眼皮重，看东西困难，上下眼皮间只有一条缝儿了。母亲说，是我睡觉不老实，没枕枕头。

到了Le的家，她妈妈看了我一眼：
-- 小芬，赶快叫你妈带你去医院，你的脸肿得不像样子了。
-- 我母亲说这是没睡好觉的虚肿。
-- 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前两年，有个小姑娘的脸肿得跟你一样，是腰子病引起的，结果死了。

听了这话，刹那间，我像触了电一样，心一沉，头就涨了起来。我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语无伦次地告诉了母亲那个肿脸小女孩儿的故事。

照片取自网络，普陀医院始建于1957年

翌日晌午，母亲带我去了普陀医院检查。果然是腰子病！立刻住院。当我被带进病房，一个护士问我，中饭要吃粥还是吃饭？我心想，喝粥怎么能挡饱呢？便抬起头对护士说，吃饭。

照片取自网络

中饭立刻就送来了，是一小搪瓷碗白饭和一个皮蛋。 从来没吃过不蘸酱油、麻油的皮蛋，那顿饭简直是难以下咽。医生告诉我不能吃咸的，在病彻底好以前一粒盐也不能进。

午饭后，医生在我的背上啪、啪、啪、啪、地拍了好多下，贴了不少医用胶布条儿，每拍一下都会有一种被细细的针尖刺了一样的疼痛感。

医生告诉我，要多休息，少运动，否则病不容易好。我很害怕，也很听话，只想着快快的好起来，还要去上学呢。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四面被铁栅栏围着的白色的小铁床上，两边的栅栏可拉起放下，睡觉时拉起来。病房里有六个这样的床，但只有我一个病人，我光顾着担心自己的病了，至于一个人住着怕不怕，也没来得及细想。好在晚上睡觉时，病房的门是开着的，走廊里有柔柔的橘黄色的灯光，偶尔有夜班护士进来送药、量体温和测血压。

第二天上午，护士叫我起来，说要搬到另外一个病房去。我躺在床上胆怯地说，医生不让我动的。护士笑道，小姑娘，走走路是不要紧的，来，来，快下来！我小心翼翼、将信将疑地从床上顺了下来，扶着床架子轻轻地迈出了一步，心中一喜！那感觉好像是卸下了重重的枷锁一样。她走在前边儿，我跟在后面，穿过两次棕色对开的上面有玻璃窗的过道隔门儿，又走过了两三间病房。

新病房是间大屋子，左右两侧各有五个床位，床与床之间有个白色的木质医用床头柜，除了我还有四个其他孩子。我也不整天躺着了，经常下地走走，还双手撑在两个病床边，像撑双杠一样抬起双腿来回晃动，护士看到笑嘻嘻地也没阻止。小小遗憾的是，这里的床没有栅栏围着，有点怀念被围着的安全感。

探病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到晚上六点半。第二天母亲就提了一个装着脸盆、竹壳暖瓶、肥皂、以及替换衣物的棉绳网兜来了。我的床位是在进门后右手边的第三个，第二个床位上是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儿。探病时间结束，他母亲要离开时，他总是哭哭啼啼的。他母亲总是带来好吃的水果和点心，央求他吃点儿，可他就是不吃。那个年月很少人家能吃那么好的东西。

两天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很听我的话，我让他吃，他就吃了。他母亲很感激我，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有影响力而高兴。

很快我发觉，那个小男孩一天里有五顿饭食送来，赤豆、枣子粥，还有绿豆汤、牛奶；而我们其他几个，只有三顿饭。原来我第一天跟护士说要吃饭，而他第一天跟护士说要吃粥，因为是流质所以就多吃几顿儿。有点后悔，当初要是也选吃粥就好了。

我还注意到，每次吃完饭，护士会抱了个木板记录夹，逐个问，吃几碗饭？开饭时送饭的推一个金属架子来，上面有好几碗儿饭菜，我们自己拿着吃。每当我回答两碗时，护士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顺手在木板夹上的表格纸上记录下来我们的饭量。如果说是一碗或是只吃了半碗，她就会有点担心的样子。现在我已经是这个病房里的头儿了。我说咱们每顿饭后都报两碗饭吧，护士一定会高兴的。于是我们哪怕是吃了半碗的，也都报吃了两碗，护士果真脸上发光。

当时并不知道饭量是我们病情的重要指标，饭量好意味着病情有所好转，但我们没想那么多。

渐渐的，背后的胶布脱落了，感觉有东西扎我，用手一揪，撕下一点胶布，啊，原来胶布条是交叉着贴在背上的，交叉点儿上有一个图钉样的钉子。只是图钉顶部是整片金属的，而我身上的钉子，是由一根钢针平面盘绕后，弯到中间，再将针尖部位直着扳起来形成的。

照片取自网络，那么多年了，才知道那东西叫揿针

再摸摸，果然每个胶布交叉点儿上都有个“图钉”钉在我的背上，太可怕了！才知道那天医生啪、啪、啪、啪、地快速怕我的背，原来是给我扎针呢。拍得快，又有点力度，就把我给骗过去了。后来听医生说那是为了降血压用的。

秦佩卿老师来医院看我，给我带来了课本儿，还给我补了一些课。

十来天后终于出院了。回到家，第一个感觉是，家里的屋子好小、好陌生，过了好久才适应过来。在家又呆了两个月，努力复习功课，参加了期终考试，并以优良成绩顺利升到了二年级。

这场病，直接导致了两件事儿没能保持下去：
[1]本来，父亲每天晚上要查我的作业，并且要背当天的课文的。
[2]之前，母亲天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会来掀被子，同时口中念叨着那句，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

如果这两件事儿能坚持下来，也许对我的成长更好！尽管父亲让我背书时，我经常是哈欠连连，母亲叫起床时，我还睡眼惺忪着呢。

注：在网络上查了一下，原来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怪不得我的背上被摁了那么多揿钉儿呢。

第二百零六篇

孩提时代神往的地方

小时候，过了金沙江路，沿枣阳路一直往南走，不到十分钟，就走到路尽头儿了。最里面有驻军，是不让进的，长风公园的2号门就在兵营边上，马路西侧。

那时候，那条路很清静，只有靠近公园门口的地方，偶尔会有一个套圈儿的小地摊儿，有那么三五个孩子、大人围着。花几分钱，摊儿主就会从他手里攥着的一把竹圈中拿三个给你。脚下有条粉笔画的杠儿，隔开两米多远的地上，摆放着十来个各种各样诱人的小玩意儿，值钱的东西放在靠后。我也玩过几次，基本上都是落空的，最令人泄气的是那圈儿碰到了物件儿却被弹出去。或是眼见套上了个值钱的小物件儿，高兴得拍手跳脚，两眼发光，等那竹圈儿停下来，可气的是那圈儿晃晃悠悠、晃晃悠悠、不紧不慢地转着，结果却没套住。

夏日炎炎的午后人烟稀少，走在那段路面发烫、发白的柏油马路上，满耳朵灌的是从路东边、那条杂草丛生的小河两岸中传出，此起彼伏的各种小昆虫的叫声。但具体是蛐蛐、蝈蝈、蟋蟀、还是油葫芦的叫声，只有小男孩儿们才分辨得清楚。树上的知了也不厌其烦地叫着“噎死他…噎死他……”。

那小河好像是条大河的尾巴，由显得干枯的北端，越往南边，渐渐地水就深了，一直延伸到公园里。河的对岸，有一长溜儿、望不到头的黑漆竹篱笆。日晒雨淋的，那黑漆已经斑斑驳驳，露出了细竹杆的本色。篱笆的那边儿是密密匝匝、郁郁葱葱的树林。参差的树梢上，隐隐约约地露出几处楼房的顶儿。

那条没桥没路可以通往对岸的小河，外加那幽幽的篱笆，给那片浓浓的绿树林平添了一重神秘色彩，令人觉得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即。不知怎的，每当沿着这条路往公园走，我的目光，和那颗幼小的心灵，总会被河东岸的那片浓绿、那片神秘、那一种遥不可及，所深深地吸引，从而滋生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向往。那片神秘，沿着小河一直延伸到公园里，隔水遥望，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从没跟人打听过那是什么地方，岁月渐渐尘封了心中的那份朦胧的眷恋，那是一个深藏着的、遥远的----梦。

不曾想，那个小小的孩提时代的心驰神往，多年以后，将会在那片绿荫里，演绎出怎样的一段酸甜苦辣的青春岁月。

1979年，命运将我带到了篱笆的那边----一片宽广而又美丽的校园。在那儿学习、工作，这一呆就是十年。青春美丽的时光，飘然洒落在了这，曾经遥远、离开后依然那么魂萦梦绕的地方。

1984年4月在长风公园，这条是公园东侧的“西老河”，河的对岸便是那片令孩提时代的我向往的校园，公园外面沿路的那条记忆中的小河，在照片中我身后较远的地方，估计曾经是这条河流的末梢。

图上边，第一个小绿点儿是金沙江路枣阳路口，下方第二个小绿点儿是公园二号门，整个公园的东边与校园比邻。过去只知道校园很大，没看地图还真是没概念。难怪小时候会一直被河对岸吸引。 地图上的那片灰蓝色是校园，感觉上还缺了一小片，我给打了块补丁儿，至少1980年代我在校时，那里是属于校园的。曾经的河西食堂、留学生食堂、学生浴室、食堂工作人员的宿舍，以及膳食科，都在那一小片区域。

照片来自网络

西老河东岸，校园西边的几栋教学楼馆，正中间的是政教系，左边是地理系，右边是生物系。后面的湖水一带属于长风公园，公园2号门在右侧，也许在照片之外。这几个楼馆的右侧（北边）、照片以外，掩映在那条小河对岸的绿荫里还有几栋三四层的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和食堂。

秋雨后的林荫大道，参照网络照片，画于2016年3月30日

踏入校门便是枝干遒劲的梧桐大道，顺着这条路由东向西走到底是上一张照片中的政教系大楼。当时沿途南边有：一大片林子、荷花池、两层小洋楼的古籍研究所和出版社、外语系和电教所大楼（我进校后造）、数学馆、地理馆，接政教系大楼。大道北边有大草坪后的文史楼，银杏树边的大礼堂，红砖办公楼，苏联东欧研究所，化学馆，生物馆、心理学系，接政教系大楼。

经常看到有人在博客中贴自己画的钢笔画，好生羡慕，便也试着依葫芦画瓢，可是不得要领。但还是想尝试尝试用钢笔画来描绘那个美丽的老校园，尽管画得粗略。打算分几篇博文记录一些自个儿以为难忘的琐事儿。这篇主要是，试图描绘出沿林荫大道左右两侧的景物。

很荣幸能请到留校的老同学Z帮忙，拍了一组校园照片，弥补了画画儿参考图片的不足。几个楼的名字忘了也问他，还跟他核实了景点的具体方位。真是，没有他的帮忙，我这篇博客还真写不出来呢。文中特意没提学校的名字，怕菁菁学子们查询校方资料时误入此地，耽误了他们的宝贵时间，再加上我自己也乐得清静一点儿 :-)

文史楼，参照老同学新拍的照片，画于2016年4月4日

大礼堂，参照网络照片，画于2016年4月4日

树荫儿下，参照老同学新拍的照片，画于2016年4月3日

树荫儿下，参照老同学新拍的照片，画于2016年4月3日

第一座桥，北边那楼在我离校后建，1998年3月18日摄，2016年3月29日画

水边的那个绿顶儿红柱亭子，参照网络照片，画于2016年4月11日

亭子另外一面，参照老同学新拍的照片，画于2016年4月11日

路左边儿的报廊，后面是电教楼，1998年3月18日摄，画于2016年3月30日

红砖办公楼，1998年3月18日摄，画于2016年3月29日

参照网络照片，画于2016年4月4日

大道上的丽虹桥，南侧，参照老同学新拍的照片，画于2016年4月5日

参照1980年代的明信片“雪后三馆”，画于2016年3月16日

过了桥走到底就是称作三馆的政教系大楼了。我曾经特地绕到校园的西侧、教学楼的后边、人迹罕至的绿林里去感觉、去圆那个、怀揣着的、孩提时代的梦。只可惜没敢往里多走，没能去摸一摸那斑驳的篱笆，那篱笆当年兴许还在的。

那条曾经清净的马路渐渐的变得繁忙拥堵，充斥着各种饮食店、小摊儿、售货铺。校园北门之外的空气中还多了一股烤羊肉串儿的味儿。有骑着黄鱼车来那儿卖简爱帽的，有开着面包车来卖当天、当地开奖的彩票的，估计都发了一笔财呢。

那条夏日里千虫吟唱的小河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填平了。记得有一次和住在学校二村的好友一起在食堂的浴室洗了澡，抄近路去她家，从篱笆破洞里钻出，就是那条干了的河端，还依稀记得端着脸盆走下河床，走上对岸的情形。

然而在跨进这片校园之前，还要走过好长一段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

第二百零五篇

做好事儿不留名的年代

1964年，一入小学就被卷进了学雷锋的浪潮，1965年又出了个舍己救人的小英雄焦年珍。一时间，社会上、学校里，学习英雄模范人物蔚然成风。那些日子里，人们学英雄、做英雄，争做好事不留名，却真正的从内心里感到自豪。

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儿，从那时起就养成了习惯，尽管后来自己都上了年纪，一有机会，还会习惯性地站起来给别人让座儿。

大桥推车：
我们班里的几个小女生，曾多次跑到武宁路桥去帮助农民推菜车。从曹杨四村到武宁路桥要走大约一个钟头的路。农民的运输工具是三轮脚踏车，一般叫黄鱼车，往往都装得又满又高的，从车后都看不见戴草帽的骑车人。

照片来自网络

武宁路桥很长也很高，他们到了桥下都要下车，一手扶着车龙头，一手拽着车坐垫，弓着背，弯着腰，一步一步艰难地往桥上移动。我们几个就跑上去从后面帮着推。他们感到一阵轻松，经常是回过头来也看不到我们的，直到了桥顶上，歇口气时才看到我们，谢谢！谢谢！他们流着汗的脸上带着感激的笑。在桥顶上，看着农民伯伯擦了把汗，压一压草帽，跨上车，一手扶着龙头，一手攥着中间的车闸，以防下桥哧溜太快，高高兴兴地下桥，我们红扑扑的小脸蛋儿也都洋溢着幸福的笑。

图片来自网络，1956年建成的武宁路桥，连接普陀区苏州河南北两岸。可惜这张照片没有把长长的、有坡度的引桥部分给拍出来。

车站接人：
我们还到曹杨电影院、曹杨商店、曹杨文化宫附近的94路、63路汽车站去打扫卫生，公共汽车靠站了有老人下车我们就会上前去搀扶。有一次一个老大娘下车时拎着一个大大的方包裹，是个老式大收音机，我们帮她拎到了家。

打扫教室：
Le，W，Z，和我四个小女生一起，经常在放学后或是星期天，从家里拿了墩布、扫帚、抹布、脸盆等悄悄地来到寂静的学校里打扫我们的教室，默默地做好事，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我们先将24张双人木制长椅，翻扣到24张双人木制课桌上，拿起扫帚从教室后面往前扫，弄得满教室里灰尘飞扬，呼吸困难。后来学乖了，先往地板上洒点水再扫地，这样灰尘就不会扬起来了。接下来是拖两三遍地板，再擦黑板、门、窗。等地板有点干了，再把椅子翻下来将桌椅擦拭干净，摆放整齐。

待一切干完之后，我们几个高兴地将干净潮湿的抹布团起来用力向墙上的大黑板扔去，辨认着那些很快就会退去了的印在黑板上的花团锦簇、山石动物。我们反复投掷、争相辨认，个个喜笑颜开、浮想联翩... 浑然不觉中，夜幕已经悄然降临。

第二天，老师和同学们进入干净明亮的教室时，露出的惊讶和赞美的笑容，我们几个都暗自高兴。老师会问，是哪几个小朋友打扫了教室？当然我们都不会说的，做无名英雄的感觉挺好的。

教室里的桌椅，在夏天学校规定的午睡时间里，同桌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两个人会轮流地一天躺在桌子上，一天躺在长椅上。我喜欢躺在椅子上，不仅是有靠背，近地面有安全感，而且隐蔽。我和同桌L都是睡不着而且好动型的，两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对方，加上小小的手势，悄悄地张嘴说无声的话，以为背对着老师，她不会知道。往往秦老师会准确地点名让不老实的小朋友安静下来。老师的脚步接近时，我们立马闭眼，但眼珠还在滚动着。有时椅子上的先察觉到老师走进了，马上闭眼假寐，桌上的还在打手势。L有时对我很凶的，他在桌面中央用小刀划了一道线，我的左胳膊肘不小心过了中线，他会用拳头砸。但考试时他却对我好了，因为要抄写我的答案。我也会将考卷悄悄推过去一点儿，或者把考卷挪进桌边儿，耷下来一点儿，方便让他抄，这样不会被老师发觉。

有一次，母亲给了我一毛钱，让我去曹杨商店买几根缝衣服的10号针。一分钱两根，售货员拿了四根针给了我。当我快走出商店时，才发觉手里的一毛钱还没动。我马上跑回去把钱给了售货员，她们俩都很高兴，还夸奖这个小姑娘诚实。虽然只是两分钱，但是，两分钱可买两颗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硬糖，可以买一小包盐津枣，含一两颗在嘴里，咸、酸、甜可以吃很久。

两分钱还可以买一张巴掌大的，印有风景或人物照片儿带歌词歌谱的歌片儿。那些照片配上美妙动听的歌曲，真是令人神往。我当时只有《我和班长》和《我爱祖国的蓝天》，是跟着我五哥、六哥一起去曹杨商店里买的。我经常去那里扒着柜台，看里面两三层玻璃搁架上，一叠一叠用橡皮筋儿箍着的歌片儿，《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乌苏里船歌》、和《星星索》等歌片儿是我向往已久的，但就是没钱买。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学校里教唱的两首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接过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路边有颗螺丝帽》：路边有颗螺丝帽，螺丝帽，弟弟上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捡起来，瞧一瞧，擦擦干净多么好，送给工人叔叔，把它将它装在机器上，嗨！机器转动我们拍手笑。

第二百零四篇

针灸治好了我的膝盖

读小学开始的记忆中，我的手在冬天里总是冰冰冷的，到了夏天又总是呼呼烫的。季节转凉后，一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就浑身发冷，脸色苍白，觉得此时的身子单薄得没有一点儿厚度。母亲见状就会说，“你看你，你看你，眼圈儿又黑了！又是一副快要死了的样子，去、去、去，赶紧上床睡觉去！”

真不知道自己原来还是个病病秧秧的身子，母亲常说我是“小姐的身子，奴才的命！”当时听了，我也只是惨淡的一笑。母亲的话就是圣旨，不能回嘴，不能显得不高兴，也不能装作没听见，内心并不高兴的笑就成了惨淡的了。母亲那些揶揄我的冷色幽默中往往带有一针见血的智慧。也许母亲自己并不意识到，其实她的话里是有份量的。

不知什么时候起，一直到五六岁，蹲下来的我，自己是站不起来的，右膝盖使不上劲儿，只能泪眼汪汪地等着大人过来，从身后胳肢窝处将我提溜起来，右腿慢慢地伸直，待那膝盖骨下方某处一扭，同时会发出轻轻的嘎达一声响，即时也会有酸痛，腿就伸直了，跟没事儿了似的直到下次蹲下来。

母亲在大暑天儿里带我去了普陀医院，医生让我把一条腿儿架在另外一条腿儿上，用一个小橡皮锤子在膝盖下面敲了敲，我的两条腿儿好像都会不由得弹一下。接下来就是打金针，那穿着白大褂儿的医生，一手拿着一根比铅笔细点儿的、泛棕红色的、光滑滑的、旧竹管儿，另一只手将一根长长的，用酒精棉擦过的金针放进去，竹管儿比金针短一点儿，正好露出一小段儿金针的头。他将套着竹管儿的金针，针尖儿冲下，竖着按在我的膝盖边缘，用另一个手的食指或中指肚，轻轻一拍那露出管子的金针顶部，针尖儿就扎进了肉里。他轻轻往上提起竹管儿，再用手捻动几下金针，针尖儿又往肉里钻了下去，腿上感觉酸酸胀胀的。

医生反复几次将膝盖周围扎了一圈儿金针，大约有五六根。再把土黄色的，绒绒的东西捏成蚕豆大小的团儿，安在每根金针的顶上，用火柴点着了，那东西就慢慢地冒着白烟儿，金针颤颤巍巍的弯着，也就变热发烫，传到膝盖处的肉里，空中弥漫着一股味道，还蛮好闻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用艾草叶子做成的艾绒。病房里有时还见到，有个大人面朝椅子背坐着，手臂放在椅子背上，露出的肩膀头上也扎了金针、点了艾绒。有时会有一个大人趴在床上，腰背处拔着六个或四对儿竹子的火罐儿。总共去了没几次，只做了一个疗程，我的腿就好了，再也不用别人来拽我，自己就能站起来了。

第二百零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