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y 10, 2016

同学都不理我了

1966年初夏,有一个星期六放学回家,像平时一样,同学们在校门口与老师道别,便分成两组,排着队离开学校。一队是去曹杨一村的,我们这队都是住在四村的同学。过了马路、进了村,带队的就喊了:“立定!稍息!解散!”大家就像飞鸟各投林似地跑了开去。

往日,午后的村儿里很宁静,今天却远远的闻得中心区域人称“小花园”的大花园里人声鼎沸,人们还高声的嚷嚷着什么。透过那比我高出许多的冬青树围墙的枝干叶杈,看到里面黑压压的聚集着很多人。被好奇心驱使,我连蹦带跳地赶过去看看热闹。

侧身钻过冬青树的宽间隙,扽了扽被树枝刮着的衣服,隐约听见有人正在人群里大声诉说着什么。从大人们的背后挤进圈子,迅速环顾一周。天哪!右手侧,距离十几个人远的地方,母亲正站在一个高凳子上,低着头,头上还戴了个纸糊的高帽子!围在这里的几乎都是村里的街坊邻居,不一会儿就有人领着喊起口号来:“打到高--!”“打到反革命分子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真是拳头林立,群情振奋。

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两腮发烫,头像是被一根大棍子打闷了似的。那些高喊口号的人,都是我认识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儿们。他们一直都是很和善的呀,平时他们家里有什么事儿,都会来找母亲帮忙。

别看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可能耐还不小,谁家大人孩子的脚脖子葳了,让人背来找母亲。她把酒精,也许是烧酒倒进一个小盘儿里,用火柴点着,瞬间,镶着金边儿的蓝火苗就呼呼的往上窜。母亲左手握住受伤的脚,右手几次三番地往火苗里探去,又迅速抽回来,滴滴答答的四个手指沾上滚烫的酒精和火苗,立刻就揉那伤着的脚,给人舒筋活血,受伤者忍着烫,口中嘶嘶地倒抽着凉气,却喊着,哎呦呦,舒服!舒服!想必母亲的手也是给烫着了的。有人腰酸背疼了找母亲给拔个火罐儿。谁家双职工大人上班,孩子下课早,都让我妈给照看一下的。

母亲对别人家的孩子比对我要好的多了去了,她信奉对自家的女儿要严厉管教,有时我都幻想着能成为他人的孩子以博得母亲的关爱呢。母亲是助人为乐的典范,她的付出都是高高兴兴的、自愿的、无偿的,能得到人们亲切、发自内心的一声:谢谢高大姐!谢谢高大婶儿!或者谢谢高大妈就满足了的。

如今被他们称作大妈、大婶儿、大姐的我妈,怎么就突然得罪了他们了?成了反革命了?!这些我一向尊敬的大人们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我带着不解的疑惑,离开了群情激昂的小花园儿。泪流满面,无声无助,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到了曹杨四村109号楼的家门口,见有好多人聚在大门外、楼道里、楼梯上,围观并议论着,他们中也有我的同学。我被一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箍的红卫兵一把拽住,推到墙边儿不让上楼。我羞愧得低着头,怯生生地看着自己的脚尖儿。楼上有三户人家,红卫兵们正在翻东西抄我们的家。

我四哥从学校回来,他的左手臂上也戴着个红袖箍儿,还没等他转过神儿来,他的那个红袖箍就被抄我们家的红卫兵给拽了下来。“靠边站着,不许乱说乱动,你们是反革命狗崽子!”,他也和我们弟妹一起靠墙低头站着。

【2023年10月21日更正:9月9日抄家那天晚上,四哥參加完學校紅衛兵的活動,天黑了才回到家的。父親看到他還戴著紅衛兵袖章,就走過來讓他取下來,說別跟他們紅衛兵搞混了,四哥十分難受地拿了下來。】

红卫兵倒是没查到什么东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后来听说我大哥攒下的几百块用来准备结婚的存折被抄走了。

星期一,到了学校,忽然间我失去了所有的小伙伴儿,没人理我,都不跟我说话了。谁会理一个反革命的子女呢?!都要划清界限的,心里哇凉哇凉的我,就只想一个人呆着。在课本儿里还没学到孤独这个词,我小小的心灵里已经体会到了这种感觉了。


第二百零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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