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的节俭保守走进西方的奢华开放，自然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其南辕北辙生活习性的磕磕碰碰，会给这个婚姻带来一个相当持久的磨合期。入乡随俗并不容易。他在中国跟我交往时就比较能够入乡随俗。我们的开始也如同冷水泡茶，这种慢慢浓的两性交往方式符合东方的审美，也是我最适应的。曾暗自庆幸他居然拥有东方人含蓄稳重的气质，不是那种非常外向、随便的西方人。
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轧过马路，去戏院或餐馆都是各自骑车，所以压力不很大。
1986年6月底J请我一起去黄山旅游时，我跟他约法三章，在公共场合不牵手不显亲密。他住他的豪华宾馆，我住我的普通旅店，而且坚持自己付款。我们在黄山碰到的很多游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组织来的、自由去的，看我们的目光都充满善意。
记得1987年1月，离开中国后J第一次从日本回上海来看我，在十六铺客运码头熙熙攘攘的大厅里我轻轻地推开了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下船过境的他那兴奋加礼节性的拥抱。你不爱我了吗？他茫然地看着我的眼睛。我只是不愿也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有任何有碍观瞻、招惹非议的举动，怕被人指指点点。
J经常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杂志、报刊上发表戏剧、小说评论，在上海时还采访过创作《雷雨》和《假如我是真的》两位剧作家。J喜欢游历世界，远东神秘古国一直是他的向往，在我所工作的大学外语系任教的同时遍访名山大川、了解异乡的世风民俗，感受东方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关注知识界的动态，并认为中国的大学生比日本和其它一些地方的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
1986年3月认识J后，他第一次约请我是在校园内、旁边有好几株百年老银杏树的大礼堂看电影《黄土地》。当时还觉得西方人真的也太那个了点儿，一般年轻人约会怎么也是要去类似当地大光明那样等级的电影院的。看完后他问我对电影的观感如何。我搜肠刮肚用所掌握的文学知识写了一篇观后感，从电影主题思想写到表现手法、色彩基调、音响效果等等，着实花了不少功夫。还特别分析了洞房中一只满是皱纹、粗燥黝黑的大手去揭新娘红盖头和新娘惊恐的面部表情两个特写镜头细节，是用了渲染烘托手法揭示新郎的又老又丑。同时联想到一个经典的也是用了烘托手法说美的希腊神话故事：美得引起长达十年之久特洛伊战争的海伦(Hallen)出现在特洛伊城头，使鏖战中的数万阿开亚人和特洛伊人将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惊而放下武器休战。海伦究竟是如何的美？毋须正面着墨。
1986年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举行，他带我去看了李默然演的莎剧《李尔王》。还跟他去看了上海芭蕾舞剧团演出的天鹅湖，听了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出的西方古典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表演的民族音乐会。长这么大能够亲临其境地观赏现场歌舞戏剧音乐会还真是头一回。1986年8月2日在上海杂技场看演出的票根儿，被顺手夹在字典里就保留了下来。看过杂技没几天他就离开了中国。后来我们在日本看又了《哈姆莱特》《奥赛罗》《阿依达》《蝴蝶夫人》等歌剧以及日本歌舞伎。
1991年1月初，家门口，正准备去东京银座看歌舞伎，手里拿着望远镜。
小时候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相当匮乏，有的只是《红灯记》《沙家滨》《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那八个京剧样板戏。在那个时代却也感动过我，我还能学唱不少样板戏里的花旦、老旦甚至小生、老生。后来才看了《雷雨》《日出》《于无声处》。那个年代的老歌我几乎都会唱，民间流传的《外国民歌一百首》我也会几首。出国后就很少接触、跟踪国内的文学艺术，偶尔听到的新歌老调，最喜欢的还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歌与调，那地老天荒的深情催人泪下、那悲怆豪迈的悠扬令人沉醉，那婉转凄美的潇洒令人荡气回肠。
有一次我跟着J放的CD哼了起来，那段唱词是：忘掉那情切切甜蜜接吻，忘掉那软绵绵美景良辰，从今后得不到她的亲近，好朋友美少年纳西塞斯。只见J略显兴奋惊奇地看着我，他一定误以为我很有艺术修养连歌剧都会唱。其实直到这段我熟悉的音乐出现，我才知道音箱里传出的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跟着哼唱的那段是著名的咏叹调《你再不要去做情郎》；是我在杭州湾北岸河道边背纤拉网捕鱼时跟队里开拖拉机的那个老三届高中生学的。改革开放后收音机里也经常听到西方古典音乐和外国民歌精选，记得当时一听到这些就会将音量开大，尽情地欣赏的同时浮浅地满足一下虚荣心，生怕街坊邻里不知道我在听这些高档次的东东~~这就是我的全部艺术修养了。
跟他生活在一起后，逐渐的，我的那点存货就显得相当地不够了，文化底蕴不足，对歌剧的欣赏水平则更是有限。好多次他买了票，我总显得不太想去，最后我的那张票经常是给了他同事。其实，尽管不懂唱词、不了解剧情，只要亲临其境，也会被那恢宏的气势、精湛的表演、优美的歌喉、抒情的咏叹而感染、感动。有些剧情知道的比如沙翁的某些名著看起来就比较容易。如果当时有google情况就不一样了，可以临时抱佛脚上网事先做点儿功课，掌握一点基础知识及文化背景再去看就好了。
现在想想我真是太不珍惜机会了，人家出钱看戏还不去。一般看完戏还会在外面吃晚餐，J向来外食都讲究环境幽雅和美食(gourmet food)。受西方古典文学艺术熏陶的同时享受美食，真是何乐而不为呢？！等我再次有了白领工作后，还在波士顿专门花钱去听歌剧赏析课，讲师放录像讲解。课的中期和末期，由讲师带领学生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The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看歌剧时，我却因为飞机票、戏票、旅馆费等花费太大而没参加，只能一个人在家听CD。
在国内时候的保守、拘谨是适合国情的，但是入了他乡，我的随俗就显得比较缓慢。
J的姑妈姑父第一次大老远的赶来纽约看他们的新侄儿媳妇，并预定好了的一起去古堡餐馆儿用膳庆贺。一进门他高大的姑父就张开了双臂热情洋溢地要给我个熊抱。我虽然懂得这是西方人的见面礼节，但身子就是不听使唤迎不上去，只伸出了右手去握，在那一瞬间他的手臂僵在了空中，笑脸也冻住了。后来熟识了，他还跟我开玩笑地提起那个未遂的拥抱来，他说当时他很纳闷、很尴尬、很羞愧，不知如何是好。
在日本接到他父亲去世消息那天J哭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只是给他端了杯茶放在桌子上，然后便默默地、束手无策地隔着桌子坐在了他的对面。我们二楼第一家是个美国女教师，得到消息后，她就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充满同情心地走过来搂着J的肩给他一个长久、真诚、安慰的拥抱。
J喜欢喝酒，开胃酒、佐餐酒、餐后酒，他都相当enjoy，睡觉前也喝一点白兰地或威士忌，然后听着爵士乐靠在床上看书。而我是能不喝就尽量不喝，喝也只喝一丁点儿。J为我买的爱尔兰百利甜酒(Baileys Irish Cream)和法国的金万利(Grand Marnier)等放在柜子里好像总也喝不完。我不想喝上瘾，怕酒精损害健康。心里还有点嫌他喝的太多，老喝酒总不是件好事儿，你想啊，我刚刚从一个贫穷、节俭的生活环境中走出来，没见过这种天天享受喝酒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从来不汹酒也从来不醉酒，喝酒也是有时间、有分寸的。
兴趣爱好广泛的J喜欢有挑战性的野外活动，他去潜水我不敢跟着，一起爬山我不走险道，骑轻便摩托(scooter)不敢上山坡，在湖里游泳不敢游出警戒线... 我的血液里没有冒险细胞，这跟我从小受的循规蹈矩教育有关。
J经常去书店消磨时光。我也曾经在新华书店开架书橱前徘徊，但到了有好几层楼的新宿纪伊国书屋，我便成了文盲，英文的、日文的，各种书名在我眼睛里只是单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却怎么也成不了句子。他在那里可以忘了时间，而我穿着高跟儿鞋在那里站得脚疼，如果我也入迷地看书绝不会想到鞋尖儿夹脚。
J买了世界名著的英语简写本回来给我阅读，买了英语语法、常用句等练习书籍给我学。留我在美国他独自回日本前，还给我联系了一个社区大学举办的、每周两次、面向第一语言非英语的外国人、提供的公益服务、免费英语学习班。到了日本后还特地为我寄来了几盒儿他自己读的、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录音磁带，但是我没有抓紧努力学习。我不算太笨的，就是没有紧迫感、危机感，蹉跎了岁月。
以上这些还只是生活细节上的摩擦、误解，而在对那个时期影响国家命运的个别事件的看法和参与上，则突显了双方深层理念上的差异。
比如涉及民族团结时，我坚持大家庭怎么也得厮守在一起的观念，他就说如果家庭成员不合，还不如分出去；而近代西方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抵制和惩罚、对受侵犯妇女儿童最基本权益的保护都存在广泛的共识。
在国内社会面临巨大变动的日子里，J也积极捐款、游行、声援。我因为瘸着腿没去游行，他也显出了老大不乐意。虽然我也悲愤但我有我的顾虑，怕自己的行为给在国内的家人带来伤害，那时还道听途说有特务专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拍照。
受连累的滋味儿我体验过，当年母亲的心直口快得罪过居委会女主任，她家也是北京过来的，管我妈叫嫂子，我们叫她李婶儿，两家曾经走得很近。在那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日子里，母亲被她趁机打击报复、批斗、关押、修整过。说我们家出身不好，说我舅是美将特务，其实我根本没舅舅，又说我姨嫁了地主，那时我们跟北京的亲戚都没有往来，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我姨夫是否地主，也没见过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连家里的小孩子都跟着受罪。
记得我大哥还特地嘱咐我们几个小的在学校表格民族一栏千万别填满族。听老人说我曾祖父在十九世纪末因故革职，在举家迁返原籍的途中碰上恭亲王出差返京，被恭亲王拦劝回府，并封曾祖父为四品带刀护卫。1966年，我的一个老三届哥哥刚刚光荣地被学校选为去北京参加毛主席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戴着红卫兵袖箍的他兴奋的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向家人报这个特大喜讯，就看见一堆人拥挤在楼下家门口围观、纳闷儿中上楼看到我们几个弟妹一遛靠墙低头站着，一伙儿红卫兵正在翻箱倒柜抄我们的家。因受母亲的连累被除名上北京。从此一向心地善良、待人热忱、学习好工作能力强、性格阳光又是班团组织委员的他，情绪一落千丈，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了。
英语里有个词叫traumatizing(创伤)，是说某件事给人一生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也就是使其受到了心理创伤。我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创伤，比如胆小怕事儿。
当时连续在广场做实况报导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面对镜头随口而说的一句话，一直让我感动至今：我们报导完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都将离开这里。而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他们的亲友还都将在这里生存下去，所以有些话，我不能够问，我不想给他们造成不便。
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丹·拉瑟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主播，他对世界的观察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把握了人性的实质。有一位级别很高的北京外交官喜欢炫耀他因为强硬维护政府权威反而在西方赢得尊重、结交朋友，我不知道他那些朋友是怎么样的人。我和J在这件事的参与上体现出的分歧，再明白不过的告诉我，在西方和在中国一样，赢得尊重的同样只能是那些长期付出努力和代价维护最弱势群体被公认的基本权益的人，而不可能是为了某些人的某个目的而不择手段、违背良心的权贵人物。
现在看来，我那些曾经如此吸引J的温良恭俭让的东方品德，由於没有及时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充实，很快就变成了他眼里的单调乏味。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如果从更大范围内来看，面临东西方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只会更广泛甚至更尖锐。
这些年的坎坷路途也让我有机会看到中国以至美国各自体制上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和致命弱点，许多事实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如今内心摆脱不了恐惧的已经不再是那些能够坦然面对良心的无辜百姓。
廿一年过去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当时相比也有了变化并更趋成熟了。令人欣慰的是，那片土地上人们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向往依然如初，人们以适合自己的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着无时不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没有也不会改变的是，我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眷恋、理解和最美好的祝愿。
第八十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