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和善的组长D，中等个儿体态丰盈，束在脑后的麦杆儿色软发，打着自然大卷儿搭在肩上。红头发D是二把手，精明能干爱较真儿，组里人都不太愿意跟她搭班。年龄最大的是四十二岁已经当了两年祖母的A，结实丰腴喜欢抱怨，但诙谐有趣。还请我去了一次她家，那是一套政府对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的公寓 (Public Low Income Housing)。当她推开一间多余小卧室的门时，看到里面堆满一地、足有半屋子高、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我还惊叹呢，一个领取政府补贴的家庭居然这么奢侈！我小时候哪怕只得到其中的一件就欢天喜地了。老公是自愿消防队员的R，意大利血统性格开朗，健硕的体态比A还大一圈儿。两个夜猫子姑娘，只上夜班，做早点糖圈圈。人手不够时，还有一两个年龄老一点的其它组成员来客串。
她们的工作态度都很认真，各司其职、尽心尽力。把面包房的一亩三分地打理得上上下下井井有条、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有一点令当时的我很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个好端端的姑娘都没有固定长久的婚姻家庭，她们的孩子往往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想通，原来她们都相当独立自尊，合得来就过下去，谈不笼就走人，不愿凑合。重组的家庭或临时搭伙的伴侣都视对方的孩子如己出。
她们之间没有攀比跟风，各自朴实地生活着，但我总觉得她们有点儿缺乏上进心。我曾跟一个暑期来打短工的高中生灌输唯有读书高的思想，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激励他进取。我一般不多管闲事儿，另外两次是在日本。读书、打工时认识了两个从国内来的十八九岁的姑娘。一个学习很努力但生来腋下有点异味儿，她一直很小心，不合群不扎堆儿，即便有人也从不站在上风头。一次我带了家里J用剩下一小截的一管儿除味剂(deodorant)悄悄给了她做样品，尽量轻描淡写地说西方人都用这个，很管用。她微红了脸低下头将东西放进了兜儿里。还有一个在赌场打工的姑娘，笑起来上下两排牙齿的牙缝儿里都积满了黑黄两色的牙垢。我也是忍不住趁没人时候跟她说只要去牙医诊所花四千日元就能把牙齿洗干净了。果然，一星期后再见到她张嘴笑时露出了一口白牙。
工作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给姑娘们看我刚画的一些画儿。正巧超市经理通知开会路过也看到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他就说我有艺术天份，提议让我做裱花蛋糕。以前我一直干的是洗洗涮涮、面包切片、装袋、贴标签、上架等粗杂活。
当时我在校外绘画辅导班里学画圆锥体、小方块儿和酒瓶子。这些画儿都是被内心的冲动、学画的急切和渴望催着，照着家中书本、画报临摹的。临摹了不下二十来张，还有蒙娜丽莎、大卫、上帝创造亚当，以及鲁本斯的苏珊娜、巴黎审判，和安格尔的莫蒂西尔夫人等。娇小贵气的指导老师看了这些画后就把我介绍给了艺术系的教授，说没学过画法、透视等就能把人物的手画成这样真不错了。从此我便开始了在美国勤工俭学的日子。
上面右边的是照片临摹18x24英寸(约46X60cm)，好多年前J去墨西哥旅游时在街上拍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印第安妇人。经常开赛车的超市副经理，J母亲就是通过他给我找的这个活儿，看到这幅画很喜欢，说是要花六十美元买去。当时我舍不得卖，卖了我自己就没了。十年后又回到那儿时，特地把这幅画儿装了镜框送了给这位一直保持着朝气、阳光性格的他，估计那时应该升经理了吧。
那个红发姑娘D教我挤奶油花，说是一个蛋糕上只能有两朵花，每朵花只能有七个花瓣；花骨朵最多有四个，叶子不能多余十片。可一到我手上，那花就活起来了，它要在哪儿多长出朵花，或是茎藤枝叶花骨朵，我拦不住。D很生气，跟经理汇报(当着我的面)说我不遵守规则。经理看了我裱的蛋糕，对我的设计放任自流。结果，我的蛋糕上柜焕发异彩，顾客称赞，销售量增加。
尽管工作较真儿，但红发姑娘D对我很友好。让我搭她的车一起去听画画课。我们俩经常还和奶类熟食部(dairy)的J(她儿子后来领养了两个黑孩子)一起下馆子，还去了两次印第安人开的赌场玩儿，她们俩很能自我节制，输赢控制在四十美元左右。
1992年8月她带我去参加纽约的文艺复兴节(Renaissance Festival)。那里是个主题公园，门票每人十二美元。里面的街道、房舍、食铺、作坊、戏台、算命摊儿、游乐场都是模仿文艺复兴时期城镇的样子搭建的。路遇的皇宫贵戚、大臣骑士、平民百姓、妓女乞丐都是身着古装的演员扮的，他们行为举止、说话方式都颇具古风，早上路遇行人打招呼，他们会面带微笑优雅地说一句Guten Morgen！以代替Good morning！参观者也可以在入口处租借衣服道具，请人化妆打扮成古人。那是我第一次不是在梦中穿越时空、感受倒错。
左上角：1992年圣诞节，超市员工们的圣诞晚会很热闹，餐后有抽奖游戏。大家都还尽兴地跳起了由乡村音乐伴奏的集体舞，我也被她们硬拉着一起学跳。
进社区大学后就搬了家，工作也转到了离学校近的同一连锁超市的另外一个分店，去雪城大学读书又转了两次。前两个在五指湖区，都很干净。后两个卫生就做得比较差，这也跟组长的素质有关。
第三家面包房相对小点儿，连我算上才四个人。初次印象感觉那里的面包房象是个驴粪蛋儿，外表光鲜。十几个裱花用的奶油袋多少天都不洗，袋子外边渗油、里面的奶油发硬结块儿，还在用力挤奶油做花，裱在蛋糕上。工作台下很乱，墙脚边上很脏，冷冻库内进出走动的地面结了半寸厚一层黏咕答答的黑泥儿。我刚去一连几天该干的干完后就又冲又洗又刷又涮地大搞卫生。这可能使那个中等体型粗里粗气的金发组长感到脸上有点挂不住，所以关系处得不如在上两家时那样融洽。
一天中午组长和我交接班，有一个小时的重迭。轮到我十分钟休息完回到面包房，看见她正在懊丧地寻找什么。原来一直挂在她脖子上的那条细项链断了，男朋友送的钻石小挂件儿脱落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掉的却怎么也找不着。她去过休息室、厕所、商场大厅、还揉过面，那可真是海里捞针了。赶快再去那些地方找找，我说，便也拿起扫帚帮她仔仔细细地将屋里的地扫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找到。
这以后的没几天经理找到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们店里人手够了不需要用你了。真是晴天霹雳呀！~没工作怎么行？！现在想想他这样做是不符合劳工法的。可当时我根本想不到这些。只是到处打听方圆百里内是否还有另外一家连锁的分店。我这个人没出息老在一棵树上吊着。打听到另外一个分店同意要我，只是听说那里是贫民区，很危险的。哪儿还顾得上这么多了，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去呀！后来想想那个粗粗组长是否把我当成偷斧子的了，就让经理找个理由辞了我。
第四家店黑人顾客较多，他们喜欢办party，平时蛋糕销路就很好，每个周末还会有二三十个大蛋糕预定，节假日就更多。组里有个黑姑娘也是做蛋糕裱花的，不愿意跟我一起干，感觉有压力；因为她做完第五个蛋糕时我已经有十多个做好了。不久她就辞去了工作，自己开面包房去了。
蛋糕上不仅是裱花，许多顾客要求把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卡通人物、小狗小猫什么的画在蛋糕上。虽然有投影仪把图案打在光滑的、抹满奶油的蛋糕表面上供描绘，但是很多线条需要一气哈成地画出来，才有美感；加上浓淡适宜的airbrush(喷枪)上彩；一幅画就能徐徐如生地展现在顾客家宴会的餐桌上得到众人的喝彩。
如果画白雪公主脸部的轮廓用断断续续、粗细不均的线条画出来很可能就是猛张飞了。小时候练习毛笔字的功夫现在就用上了，记得有句老话：写字不能描，什么不能瞧。提笔运气画出的线条才能流畅均匀，在蛋糕上画线条比在宣纸上画还有一定的难度，弄不好下笔稍微重了点儿就会在奶油上刨开一条鸿沟。
这里夏天常有苍蝇，第一次看到有五六只苍蝇围着放有糖圈圈的移动货架，便伸手去赶。刚从外面抽完烟回来的组长走过来，拉过移动货架来回推了推、晃了晃，苍蝇就飞了开去。她朝我笑了笑，亚麻色的齐肩短发一甩，潇洒地走开了。那神情像是在说无所谓啦~或是没办法啦~~果然，她走后苍蝇又扑到了糖圈圈上。
一个十六岁就生了孩子的，二十出头的姑娘一有机会就偷懒，干活不负责，经常把一批批面包发过了头或烤糊了，就往垃圾桶里一扔了事。
那里做糖圈圈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半黑(母亲是白人)帅气的小伙子，生了三个孩子，养着一个家。有一次他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神情跟我算了算他的收入，因为做夜班有补贴、加上加班费等，他的收入算是比别人高的，他说，到年底总收入有一万三左右。
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黑人顾客往往都买大号蛋糕，而白人基本上买小圆蛋糕或是中号的。当然不排除花自己挣来的钱比较谨慎，领取政府免费粮食券(Food Stamp)就比较大方。我在读书其间也曾向政府领取过几个月的粮食券，每月价值约为四十美元。在收银台边从粮食券本上撕下票证支付时，怕排在后边顾客的眼神儿连头都抬不起来。后来一直为花了那一二百块纳税人的钱(粮食券)而深感内疚。此后也有一阵儿我没有收入，情愿刷信用卡借贷，也不去向政府领取救济。
经常听到大陆游客或移民，出於集体主义的熏陶，称赞美国福利体系的完善。在美国生活近20年后，我却觉得如今美国福利体系显示的恰恰是这个社会许多正在日益浮出水面的深层问题。
如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尚且需要长期领取救济补贴，这样的政策恐怕已经有了鼓励好吃懒做的嫌疑。有些单身的年轻妈妈根据孩子的多少享受相应的食品、住房补贴，如果出去工作，补贴会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雇佣照看孩子的钟点工却要花掉税后收入，算一下账，有时还是少工作或干脆不工作更划得来。
这次经济危机以来，大量专业人员在政府不惜增加财政赤字而一再延长的失业救济发放期限结束后，还找不到工作。这种年富力强却没有工作机会的状况，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程度拉美化的征兆。
也许有人会庆幸，美国的衰退正好给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但今年以来，美国面临国内外对其主导全球贸易、区域安全能力的怀疑，自信心被消弱，直接导致了留给潜在对手的周旋余地被压缩，并引发一些地区因经济发展、贸易繁荣而被暂时搁置的有关领海、民族、贫富、社会正义等方面矛盾的日趋激化。
第八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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