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那句“咸——！”就成了我在家吃每顿饭，刚要动筷子夹菜时必然听到的警句了。她怕我齁儿着了，又得咳儿、咳儿、咳儿。我私下里以为是她不让我吃。
本来家里规矩就大，女孩子吃饭时，不能伸着手夹菜，基本上就只能吃眼前的那小盘儿剩菜，母亲新烧的几大盘儿菜都放得比较远，只有等大人给我的碗里夹点儿吃。家里人多，吃饭时围着一大桌子，大人不动筷子，我们小孩子是都不敢动的。第一碗饭，一定是盛给爸爸的，第二碗是给母亲的，再依次按年龄大小盛。哥哥们可以伸手去夹远处盘儿里的菜，但在那个盘儿里也得夹靠近自己这边儿的菜，不允许在盘子里翻，更不允许挑肥拣瘦。
就因为这些规矩，加上母亲顿顿饭的提醒，我吃饭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回过头去想想，如果我一日三餐都吃得心情舒畅，保不齐早就膀阔腰圆了呢。
再回到咳嗽，小时候，每次去看病，都要到一个黑屋子里做X光透视，结果都是“左下肺内侧斑片影”，医生用听筒听出“左下啰音”，都说是肺炎。
每年的发病季节，都要服用土霉素药片儿和止咳糖浆。打青霉素（打青霉素针之前还要在手腕上打一种很痛的针，做是否可以打青霉素的试验），后来改打链霉素，再后来改打庆大霉素。
年复一年，季节替换，发烧咳嗽，周而复始。初二的某一天，突然咳嗽时，口里喷出了鲜血，心里立刻就冷了半截儿，想起红楼梦里的花袭人来，“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眼中不觉涌出泪来。
通常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看闲书的。唯有一次，当我叠被子整理床铺时，发现母亲的枕头底下有本《红楼梦》。于是，我就在她躺着看的时候从她的脖子后面以及她不在时偷偷的读了。
照片取自网络，1970～80年代，普陀医院已经换了门脸儿
1967年11月20日，保存下来的最早的病历卡
1970年8月12日到21日一连去了六次医院：
8月17日的病历记录：链霉素打得口唇发麻、手麻，停“链”。这病历卡上的不是当年吐的血，是医院里的红墨水儿，病历卡取回来自己保管时就这样了。
8月19日，X射线照片申请单，临床主诉病史及症状：发烧近一月不退。临床诊断是：左下肺炎，TB。
8月21日的血液检验报告单，临床诊断肺TB，肺炎。
X射线报告存根，程医生的印象1，左下原发肺结核， 2，左下炎变不能排除。
8月21日普陀医院病历卡上的结论是原发性肺结核，那天，给我看病的三十多岁的男医生告诉我要马上退学，需隔离治疗。当我听到肺结核三个字，脸刷地一下子白了，当医生说要退学时，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一位老医生走了过来，用听筒又给我做了一遍检查，他跟那个给我看病的医生建议，让我去普陀区结核病防治所找专家做个检查。医生在平时的青霉素，敌咳等药外，还给开了雷米封药片，据说是治疗肺结核的。
这张网络上的照片，不知哪里取的景，和当时的那条路非常相似
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炎热的下午，日头火辣辣的照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落在地上的光斑晃得眼花，就像上面的这张照片，左边通往学校，右边回家。我怀着及其悲痛的心情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哽咽着跟老师说明了原因，刚刚付了的学费又给退了回来。手里拿着六块多钱的学费，沿着梅川路北侧曹杨三小校园的黑漆脱落斑斑驳驳的羌篱笆，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心上沉沉的，眼里空空的，梧桐树上知了的叫声也是惨淡无力的。
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专家的确诊，第二天就急急忙忙地由父亲带着去了在澳门路上的普陀区结核病防治所。当医生在看我的病历卡时，我忍不住又咳嗽了起来。“等一下！”看病历的医生对另外一个医生说，“这咳嗽的声音不像是肺结核患者咳嗽的声音。”我听了这话，心头一亮，一下子有了希望，好像是得到了重生了一样。果然，两位专家告诉我立刻停止服用“雷米封”，我得的不是肺结核，我患的是支气管炎，因为咳嗽多了，支气管扩张造成的出血，叫“咯血”。我像脱了重重的枷锁一样，人都飘了起来。回家后，赶紧跑到学校补办了入学手续。
支气管炎还是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复发，后来透视时，病历卡上会打上一个肺部的图章，透视的医生会在图中画出阴影部分。
1988年出国后，没有再出现随着时节变换而跟着来的发烧咳嗽，自然而然地，彻彻底底的摆脱了一年一度发烧咳嗽、打针吃药的生活方式。
觉得奇怪的是在美国也做X光透视，放射科的医生从来不碰病人。小时候在医院的黑屋子里做透视，那个穿着防辐射围兜的放射科医生总会从透视机器后面伸出手来摸我那才刚刚发育的乳房，问这里或那里痛不痛啊。 那里只有一个枣核儿一样的硬块，被那只手按来按去的确实很不舒服，甚至有点痛。
2014年的5月中旬，一连几天咳嗽非常厉害，多痰，咳得山响。看上去比以往在国内时任何一次发病都重，但是，感觉不一样，以前每次发病，都是越来越重，先是呼吸道感染，然后就一直往下走，到肺部发炎，然后打针吃药。但是这次，每咳一声，每吐出一次痰，感觉是一种轻松与解脱。根本没有病情加重的感觉。有一种把陈年积累的坏东西都咳出去的感觉。
第二百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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