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续前文)基辛格第一次访问北京是1971年7月9日，第二次是同年10月20日，期间发生了9月12日夜晚的重大事件。基辛格在7月的连续数场会谈中，中方只提及林副主席一两次，美方注意到了这一点。
1971年9月22日，美方呈交总统的材料显示中国空军已经停飞整整10天，期间总共只有海军轰炸机的几次飞行和在台湾海峡由于对岸飞机的行动而作出的防御性战斗机升空，外加一次朝鲜记者团搭乘的航班；这时法新社也报道北京取消了国庆观礼。对此，美方在9月22日已经分析了几个主要可能：北京正在备战以防苏联军事调动之后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毛死亡或者林死亡(周9月13日以后仍出现在外事场合)，国内极端势力掌权以及对周的影响。并针对各类主要情况研判了可能对协商中的尼克松访华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因此当基辛格在10月20日再次前往北京就起草中美联合公报进行商谈时，不再提向林副主席问好，中方既没有提起林的名字也没有作其它解释。华盛顿邮报11月27日引用此间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判断，林彪已经死亡。而在中国，虽然国庆游行取消了，但十月期的人民画报仍然刊登毛和林的大幅合影，也就是说林的形象在中国媒体上仍然活着，虽然其人早已不在世了。
而此前美国唯一一次监测到全国禁空是在1967年7月，当时中央一度认为武汉军区发生兵变，此后一个月内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重大事件。
1967年7月中，毛在代总长杨成武护卫下，入住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来自中央文革被视为钦差大臣的王力偏袒群众派别中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军区讲话时指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结果刚回到东湖宾馆的百花二号，就被陈再道辖下军区指战员支持的百万雄师的人冲入带走。中央文革获悉后，罗织陈再道指使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威胁主席的罪名。周紧急飞回武汉，赶往东湖宾馆劝毛离开，毛次日晨搭机前往上海。周查找到王力的下落后，和王同机回京。
此后王力在外交部作8/7讲话，把夺权矛头指向了周。8月中，中央文革开始作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舆论准备，社论稿被毛驳回。在8月20日前后三四天间，外交部彻底失控，8月22日夜晚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在万人聚会后，冲入并烧毁了英国驻京代办处办公楼，并殴打了英方官员和家属。在这起严重涉外事件之后的几天间，周通过杨成武获得毛指示，逮捕了王力、关峰。此后几年，周多次向英国就这一影响恶劣的事件进行道歉。
美方在9/12再次禁空后分析周的处境，认为如果周仍然主导外交，就可望继续与北京的务实派打交道。
从当时国内的氛围看，有人认为殴打英帝国主义侨民显示了革命形势的巩固，对国际间力量对比有清醒认识的周和毛却并不这样认为，对于一个权威体制，让内乱波及涉外领域而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只能说明这个体制的核心对局面已经控制不稳。王力、关峰、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的罪名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1989年年中，美国从北京撤侨，此前也发生了美国侨民被殴打、外交公寓第九层遭平射，但没有发生命案。
而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则被认为触发了蒋经国晚年权力结构的分解。那年10月，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城南郊外寓所遇刺身亡，美台关系遭遇危机。那时美台官方外交关系终止不久，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为台湾提供安全防卫，但国会较多反映美国民间价值，蒋经国不得不对特务政治手段加以限制，军队和情治系统经过一系列人事变动后，“借重社会力量”的策略被采纳，帮派成员直接实施对江南行刺。此后台湾方面不少直接主管官员入狱，蒋家个别人员仕途也受到影响，但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江南在美国背景特殊。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美国不论什么机构，行事必须符合美国人民所认可的传统价值，否则官僚体系内的矛盾以及党派之间的竞争，辅之以相对自由的新闻报道，掩盖政府失误和官员丑闻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美中直接接触的增加，美方官员也得以对北京内部不同派系的态度作出第一手的判断。在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初步拟定以后被称为上海公报的文稿后，其副手黑格将军在两个月后负责先遣工作，并转述美方就公报文字提出的若干修改意见。在上海的招待宴会上，徐景贤的祝酒辞十分激烈，黑格拒绝离座致答谢辞，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据说是王洪文走到黑格座位前，通知黑格宴会结束。第二天，周派唐闻生飞往上海了解情况，与黑格沟通。据黑格回忆，尼克松前往上海时，徐景贤没有在宴会上露面。早在王力向外交部发难之前，文革小组顾问康老曾指责周领导的外交部的投降主义，周用外交事务都经主席批示直接把康老顶了回去。
问：你说的这些事，听起来怎么和当年的小道消息有点像，尤其是在眼下这个时候。
答：当年的小道消息，要等好多年才能得到核实。而现在，节奏快得多了。去年人大会议上，出现了一次外交部长照纸条宣读，拒绝向王府井被殴打的外国记者道歉；结果今年同样的会议上，却出现了两次照纸条宣读的情况。
回想当年的一些话，现在听到依然记忆犹新。周总理对徐还是比较笼络的，曾提议他出任文化部长，但由于上海市革委写作组(后来主要由朱永嘉对北京负责)经常从主席那里接受任务，春桥认为这里的人员实在走不开。徐在1976年10月被中央召去开转弯子会议后，回到上海，出席人民广场大型庆祝会，与马天水等人一起代表这个举足轻重的直辖市致电北京，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而历任中央特科、莫斯科肃反办、延安中社部、文革期间中调部主要负责人的康老，终因“民愤极大”，在华国锋执政后期、耀邦主政期间被清算了。
第一百四十七篇
Friday, April 20, 2012
Sunday, February 26, 2012
初学越野滑雪 (Cross-Country Skiing)
自从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的乐趣后，便匆匆地买好了透气性好汗水挥发快的运动衣裤，就等着能再去滑雪。雪具先没买，一来朋友说要慎重行事，先借用几次，看看你们是否真的喜欢上了滑雪运动再买也不迟，二来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明年再买，等对滑雪器械功能、性能了解更多点，而且过了时令雪具说不定还会打点儿折。雪场停车和雪道全是免费的，租用全套雪具包括靴子，两个小时只花$5。
可今年我们这里是暖冬，就连小溪的水面上都没结过冰。每次下的雪几乎一落地就溶化了。初次滑雪归来后就天天盼着老天能再下一场大雪，并能积得厚厚的。等着等着，立春了，五九都过了，柳枝该冒芽儿了。
这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兴奋地发现窗外纷纷扬扬飘起了细细密密的雪花，与其说是雪花还不如说是雪粉更来得形像些。据说这雪粉比鹅毛大雪的质量好，密集度高，也不知是真假。隐隐约约地些许的担忧也随之而来，默默地盼着这雪能积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看到屋外草地上的积雪还不到一寸，心里便有了些末名的失落。
将近中午十一点朋友来电话，说是雪场开放，那里已经有五六寸的积雪。多亏了他，只有常滑雪的人才会打电话去问雪场的情况。雪场地处丘陵，地形起伏，气候跟十分钟车程之外就不一样了。於是匆匆吃了几口午饭，整装出发。
在雪场入口处生着壁炉的小木屋里租了滑雪用具，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雪地，在有第一次滑雪体验之前，每每走在雪地上都是小心翼翼的、战战兢兢的，怕摔倒，现在走在雪地上，呵呵~虽然还不能说是健步如飞，至少也找到了点儿如鱼得水的感觉。
才开始学滑雪，不敢往林子深处里有坡有谷的险地儿去，只能驱车在雪场附近的丘陵地带转转，那些起伏的地貌、静静的河流池塘、一道道沧桑的木栅栏、一丛丛常青、白桦、和不知名的杂树林，以及那皑皑白雪真正圆了一场儿时的梦。只是那些躲在栅栏后面、林子丛中的大宅子略显得新了点儿，少了些许久远年代里荆门茅舍的那番清贫古趣，却也多了几分豪华殷实。
坡度大的地方上看起来路面上洒的盐比较多，这是要下大坡了。坡底下有条结了些许冰的河。
翌日晌午又约了朋友去滑雪，并通过他请了教练指导基本动作、要领，学会了小踏步转弯和两大步直接到位的转弯等。两腿、两臂交替着滑还可以，双杆同时向后撑，就比较难掌握。看着教练两臂往后一撑，略微前倾的身姿像在水上飘一样，两腿一起滑向前方。我效仿他的动作，可脚下就是不敢出溜，原因是不敢依靠重心前移来启动和加速，单靠手臂像划船一样的撑，只能事倍功半。
发觉自己总是在小心小心翼翼地，努力控制脚下的雪板不要太滑溜，可教练说滑雪嘛就是要让它滑溜。在平地上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练习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教练就带我们去滑坡了。
走上坡刚学了两种，一种是外八字走法，我还有点儿怕，只能用这种像螃蟹一样横着往上的最安全走法。
开弓没有回头箭，下滑时要保持平衡，身子得略微前倾，两臂要像端盘子一样往前伸。
几乎每次滑下来，我都要往后跌倒，因为担心滑速太快就不自觉地身子往后坐，以为这样就会减速，殊不知这样做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就是摔个仰巴饺子。跌倒了要仰躺着把腿伸向天空理顺了滑雪板，在身子的一侧放下脚，弓起身子向前才
能顺利站起来
多练练就摸索到窍门儿了，正如千岁老叟卖油翁所说的：“无他，但手熟尔。”熟能生巧罢了。
雪又下了起来，以前下这么大的雪是不愿出门儿的，隔着窗子看看还觉得挺浪漫。这次却觉得很亲切，雪花溶化在脸上，人却觉得融进了自然。
雪停了，新一波滑雪的都来了，因为我们错过午饭好一阵儿了，开始觉得又渴又饿。
又是好多天的晴朗天气，眼看着冬天真的就要过去了。看着我们余兴未尽，朋友说，凭经验三月份一般还会有一场雪。他还告诉我们他从电台广播中听到雪具店开始打折了的广告，於是就先去买了一双打30%折扣后差不多100美元的Alpina牌子越野滑雪靴。
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天上飘起了雪加雨！看来老天也赶在周末给我们个欣喜。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赶紧扒着窗子往外看，有点白雪皑皑的样子了。上午给雪场打了电话，他们事先录制的当天雪况预告说，那里只有三四寸积雪，滑雪状况不太理想，但是雪场还是开放到6点，如果继续下雪的话，会开到9点。
下午又去买了双另一色彩系列的Fischer牌子的越野滑雪靴，也给了30%的折扣，但打折后比第一双不打折的价格还贵一点儿。这双靴子是传统越野滑法和滑冰滑法兼用的式样，对踝子骨的支撑尤其有力。
来到雪场已经4点多了，没见几辆车，雪地上也没见滑雪的。小木屋里的服务人员倒是有四五个，他们都已经认识我们了，也许东方人来这里滑雪的人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来滑雪的人里，有的说欧洲话，也有个别的讲俄语，其他族裔几乎没见。
服务员拿着一张地图说，现在雪道上的雪很sticky(粘)不适应滑雪，但是你们可以在林间、坡谷、溪边远足。他们还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许多像镂空的大鸭掌一样的snowshoes雪鞋，底部有两排铁齿可以在上坡时抓爬用力。人们可以租借来套在自己的靴子外边去雪地里远足。
这张照片是第一次滑雪时拍的，左边两个弯着身子、猫着腰的就是在穿雪鞋。
看看天色有点儿晚了，加之空寂的雪地林子，这个雪场方圆大约有400英亩，虽然有地图，但毕竟还不太熟悉里面的情况，我们就没进去。
今天中午时分又路过那里，弯进去看看状况，也准备了去借雪鞋远足，时间尚可，但是今天阳光明媚，来到雪场，雪比昨天更显单薄了。
小木屋休息处前的几个木架子上和昨天一样空空如也，一副雪具也没见。一般人们到屋子里暖和暖和，喝口咖啡、烤个火什么的，都把雪具靠在屋外的那几个木架子上。第一次我们滑雪中途休息进屋前还担心东西放在外边有什么不妥，是否得一个人留在外面看雪具，尤其是借用的不能丢了。再看看其他人，没有一个担心的，很随意地把雪具上的雪擦抹掉，弄弄干净，靠在架子上，转身就进屋去了。
犹豫了一会儿，是否去远足，后来想想，还是等下次吧，等雪厚点再穿那双大鸭掌，走在雪地上一定会有枯嗤、枯嗤的声响。
停车场来了一辆车，还是有人来玩的。
回家走的是和上次同样的那条比较僻静的路，但晴朗的蓝天，让人感觉已经出了冬天。
第一百四十六篇
可今年我们这里是暖冬，就连小溪的水面上都没结过冰。每次下的雪几乎一落地就溶化了。初次滑雪归来后就天天盼着老天能再下一场大雪，并能积得厚厚的。等着等着，立春了，五九都过了，柳枝该冒芽儿了。
这月初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兴奋地发现窗外纷纷扬扬飘起了细细密密的雪花，与其说是雪花还不如说是雪粉更来得形像些。据说这雪粉比鹅毛大雪的质量好，密集度高，也不知是真假。隐隐约约地些许的担忧也随之而来，默默地盼着这雪能积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看到屋外草地上的积雪还不到一寸，心里便有了些末名的失落。
将近中午十一点朋友来电话，说是雪场开放，那里已经有五六寸的积雪。多亏了他，只有常滑雪的人才会打电话去问雪场的情况。雪场地处丘陵，地形起伏，气候跟十分钟车程之外就不一样了。於是匆匆吃了几口午饭，整装出发。
在雪场入口处生着壁炉的小木屋里租了滑雪用具，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雪地，在有第一次滑雪体验之前，每每走在雪地上都是小心翼翼的、战战兢兢的，怕摔倒，现在走在雪地上，呵呵~虽然还不能说是健步如飞，至少也找到了点儿如鱼得水的感觉。
才开始学滑雪，不敢往林子深处里有坡有谷的险地儿去，只能驱车在雪场附近的丘陵地带转转，那些起伏的地貌、静静的河流池塘、一道道沧桑的木栅栏、一丛丛常青、白桦、和不知名的杂树林，以及那皑皑白雪真正圆了一场儿时的梦。只是那些躲在栅栏后面、林子丛中的大宅子略显得新了点儿，少了些许久远年代里荆门茅舍的那番清贫古趣，却也多了几分豪华殷实。
坡度大的地方上看起来路面上洒的盐比较多，这是要下大坡了。坡底下有条结了些许冰的河。
翌日晌午又约了朋友去滑雪，并通过他请了教练指导基本动作、要领，学会了小踏步转弯和两大步直接到位的转弯等。两腿、两臂交替着滑还可以，双杆同时向后撑，就比较难掌握。看着教练两臂往后一撑，略微前倾的身姿像在水上飘一样，两腿一起滑向前方。我效仿他的动作，可脚下就是不敢出溜，原因是不敢依靠重心前移来启动和加速，单靠手臂像划船一样的撑，只能事倍功半。
发觉自己总是在小心小心翼翼地，努力控制脚下的雪板不要太滑溜，可教练说滑雪嘛就是要让它滑溜。在平地上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练习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教练就带我们去滑坡了。
走上坡刚学了两种，一种是外八字走法，我还有点儿怕，只能用这种像螃蟹一样横着往上的最安全走法。
开弓没有回头箭，下滑时要保持平衡，身子得略微前倾，两臂要像端盘子一样往前伸。
几乎每次滑下来，我都要往后跌倒，因为担心滑速太快就不自觉地身子往后坐，以为这样就会减速，殊不知这样做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就是摔个仰巴饺子。跌倒了要仰躺着把腿伸向天空理顺了滑雪板，在身子的一侧放下脚，弓起身子向前才
能顺利站起来
多练练就摸索到窍门儿了，正如千岁老叟卖油翁所说的：“无他，但手熟尔。”熟能生巧罢了。
雪又下了起来，以前下这么大的雪是不愿出门儿的，隔着窗子看看还觉得挺浪漫。这次却觉得很亲切，雪花溶化在脸上，人却觉得融进了自然。
雪停了，新一波滑雪的都来了，因为我们错过午饭好一阵儿了，开始觉得又渴又饿。
又是好多天的晴朗天气，眼看着冬天真的就要过去了。看着我们余兴未尽，朋友说，凭经验三月份一般还会有一场雪。他还告诉我们他从电台广播中听到雪具店开始打折了的广告，於是就先去买了一双打30%折扣后差不多100美元的Alpina牌子越野滑雪靴。
上个星期五的下午，天上飘起了雪加雨！看来老天也赶在周末给我们个欣喜。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赶紧扒着窗子往外看，有点白雪皑皑的样子了。上午给雪场打了电话，他们事先录制的当天雪况预告说，那里只有三四寸积雪，滑雪状况不太理想，但是雪场还是开放到6点，如果继续下雪的话，会开到9点。
下午又去买了双另一色彩系列的Fischer牌子的越野滑雪靴，也给了30%的折扣，但打折后比第一双不打折的价格还贵一点儿。这双靴子是传统越野滑法和滑冰滑法兼用的式样，对踝子骨的支撑尤其有力。
来到雪场已经4点多了，没见几辆车，雪地上也没见滑雪的。小木屋里的服务人员倒是有四五个，他们都已经认识我们了，也许东方人来这里滑雪的人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来滑雪的人里，有的说欧洲话，也有个别的讲俄语，其他族裔几乎没见。
服务员拿着一张地图说，现在雪道上的雪很sticky(粘)不适应滑雪，但是你们可以在林间、坡谷、溪边远足。他们还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许多像镂空的大鸭掌一样的snowshoes雪鞋，底部有两排铁齿可以在上坡时抓爬用力。人们可以租借来套在自己的靴子外边去雪地里远足。
这张照片是第一次滑雪时拍的，左边两个弯着身子、猫着腰的就是在穿雪鞋。
看看天色有点儿晚了，加之空寂的雪地林子，这个雪场方圆大约有400英亩，虽然有地图，但毕竟还不太熟悉里面的情况，我们就没进去。
今天中午时分又路过那里，弯进去看看状况，也准备了去借雪鞋远足，时间尚可，但是今天阳光明媚，来到雪场，雪比昨天更显单薄了。
小木屋休息处前的几个木架子上和昨天一样空空如也，一副雪具也没见。一般人们到屋子里暖和暖和，喝口咖啡、烤个火什么的，都把雪具靠在屋外的那几个木架子上。第一次我们滑雪中途休息进屋前还担心东西放在外边有什么不妥，是否得一个人留在外面看雪具，尤其是借用的不能丢了。再看看其他人，没有一个担心的，很随意地把雪具上的雪擦抹掉，弄弄干净，靠在架子上，转身就进屋去了。
犹豫了一会儿，是否去远足，后来想想，还是等下次吧，等雪厚点再穿那双大鸭掌，走在雪地上一定会有枯嗤、枯嗤的声响。
停车场来了一辆车，还是有人来玩的。
回家走的是和上次同样的那条比较僻静的路，但晴朗的蓝天，让人感觉已经出了冬天。
第一百四十六篇
Saturday, January 28, 2012
Monday, January 23, 2012
60岁学吹打
昨天下午终於迈开了学滑雪的第一步，才知道我这一辈子错过了多少乐趣。
最初的印象是小时候看的黑白电影《林海雪原》，那些个身披白斗篷在雪原上身轻如燕、在林海里自由穿梭的矫健身影就别提令那个生长在南方的我多心驰神往了。
来到了北美，邂逅了林海雪原，但却一直误以为年龄大了就不能再学滑雪了，同学好友一到寒假带上所需用品开车去郊外滑雪，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却不敢逾越雷池。那片领域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是我无法感知的世界。
光阴荏苒，暑往寒来，近几年有个好朋友一再邀请、并为我们张罗找滑雪教练，於是打消了怕跌倒骨折等重重顾虑，斗胆去试一试，也没冬季运动的经验，就厚厚薄薄、不分里外胡乱套上几层衣服连手套也忘戴就上了阵，反正滑雪用具到那儿再借。打算先看看，不料，这下好了，在平原雪地上出溜了几个来回，才尝到了个中乐趣，就玩上瘾了，虽然一不留神也摔了一跤。
就去订购一套滑雪用具和服装，多去练练，也体验体验行走如飞的感受。
第一百四十四篇
最初的印象是小时候看的黑白电影《林海雪原》，那些个身披白斗篷在雪原上身轻如燕、在林海里自由穿梭的矫健身影就别提令那个生长在南方的我多心驰神往了。
来到了北美，邂逅了林海雪原，但却一直误以为年龄大了就不能再学滑雪了，同学好友一到寒假带上所需用品开车去郊外滑雪，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却不敢逾越雷池。那片领域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是我无法感知的世界。
光阴荏苒，暑往寒来，近几年有个好朋友一再邀请、并为我们张罗找滑雪教练，於是打消了怕跌倒骨折等重重顾虑，斗胆去试一试，也没冬季运动的经验，就厚厚薄薄、不分里外胡乱套上几层衣服连手套也忘戴就上了阵，反正滑雪用具到那儿再借。打算先看看，不料，这下好了，在平原雪地上出溜了几个来回，才尝到了个中乐趣，就玩上瘾了，虽然一不留神也摔了一跤。
就去订购一套滑雪用具和服装，多去练练，也体验体验行走如飞的感受。
第一百四十四篇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1
Sunday, December 11, 2011
问答 [四]
问：又仔细看了看你前面的回答，觉得还是比较娓娓道来的，就是进展太慢了点儿，能不能把你的立场和观点明确表达出来，我是急性子。
答：谢谢你的建议。如果在某件事上，我有自己的判断，在一开头就明确的说出来。只是美中之间40多年的关系演变，就算不去分析对南北越战、中越边境战争、台湾政经发展、冷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因为我们根据报纸、电视而形成的认识，许多根本性、原则性的认识，就算不是被有意误导了，至少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我直接就撂出个结论，那不和报纸、电视的灌输方法一样了？所以，如果对一些事情，在我查阅过的国内外数万页的资料中都没有明确地综述、总结出来的，那么我尽量标记一下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或推测。如果基於事实，你就可以作出判断，那么也不需要我下结论了。
简略地说，上海公报有其当时的意义，尼克松想从越战脱身，中国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这点从主席请陈、叶、徐、聂四位老帅研究对美策略就可看出端倪，至少他老人家没有请叶群的军委办事组或江青的中央文革去研究吧？历史地看，上海公报的谈判和签订，周、毛略占上风，北京界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早在独立力量在台湾朝野逐渐走向公开化的25年前，就在国际地缘格局上加以限制。这点是大陆民众熟知的。但是对美国方面而言，在三四十年间内逐渐成形、演进却又自始至终保持连续和一致的“一个中国”政策也始于上海公报。不仅国内大多数人不太注意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one-China policy)和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说法。直到2010年7月，我才第一次看到美国官方给出完整定义；以下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David Shear在一个面对台湾的研讨会上的发言(个别不得不略作改动以方括号标明的词汇，应该不难从上下文恢复出原来用语)：
“通过对话和民间交往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一贯目标，两岸关系最近出现了引人瞩目的突破，我认为我们是有一份功劳的，因为我们帮助奠定了建设性的基础。三十多年来，基於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一个法案]的‘一个中国’政策成功地指引了我们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几条简单原则的基础之上。我将这些原则陈述于下：
--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 我们坚持认为海峡两岸的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根据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
-- 我们欢迎双方作出积极努力，进行旨在缓解紧张关系、增加海峡两岸各种接触的对话。
-- 我们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 我们坚定地承诺履行我们根据[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的法案]承担的义务，包括提供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防卫能力所必需的物品与服务。
我深信，美国历届政府一贯地、不偏不倚地奉行的政策帮助保证了台湾的繁荣并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同时，我们的方针也使我们得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这里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汇)都是几十年间美国国内和世界舞台上各种力量长期较量和折冲的结果。
比如，其中“根据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是在2000年2月下旬，北京对两国论反应激烈，发表白皮书，4天后，克林顿总统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针对90年代末美国国内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主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受欢迎的波动，1998年9月美在台协会主任Richard Bush以华盛顿的一贯信条“只有以民众意愿为基础的政策才能持久”来反驳，克林顿这一基於“意愿”的立场正来源于此。
再比如“欢迎双方作出积极努力”，仅停留在相对消极的“欢迎”层面，而不是积极推动两岸交往，这就和1982年里根的对台六点保证相一致，以后谈到8/17公报时，应该有机会解释。
再比如“我们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是2003年当时台湾领导人的政策使小布什觉得意外，而在北京作此宣称，并加上一句：“而台湾领导人的言论和行为表明他可能会愿意作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反对的。”
注意，“反对”在美国外交词汇中是比较强硬的一个词，他们没有“伤害感情”等说法，“反对”意味着要采取行动，而“不支持”则并不意味会采取行动进行阻止。所以这五个原则中所用动词，各不相同，且不能互相置换。
说到这，我们可以再一次借助时间的优势，来审视上海公报了。
我是80年代末在大学时代离开中国的，那时中学文理分班，高中没有历史课。文科的世界历史教材基本写到二战为止。90年代开始十多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虽几经改版，但其中对上海公报的描述基本没有发生变动：“1972年2月，尼克松到中国举行中美会谈，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确认最终将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里历史教材中“承认”一词，在教育界曾引起一定争议。如果我们查阅上海公报原文，当时美国离“承认”一个中国的距离还很远。美方有关台湾立场的完整段落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原文用词为“认识到”(英语为acknowledge)，而且认识到的还不是美方自己的立场，而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在公报签署前一晚，一直被姬鹏飞牵制着进行相对无关紧要谈判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才看到尼克松、基辛格批准的上海公报定稿，马上发现了十几处不妥之处，认为需要删除“中国人”之前的“所有”，因为外省人在台湾仅占1/5，其他4/5人未必全部如此认为，而且需要删除“立场”一词，表达仅限于“对此不提出异议”。中方请示毛，毛下令台湾问题一字不改，其他可以商谈。这个段落才没有再次更改，但其他段落又经过大量讨论才最后定稿。
我们不妨对比前面教科书的叙述，简单地从文字上来解读这段公报原文：美方只是对认识到的其他人的一个中国立场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表示赞赏)，它重申它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是说武力解放台湾未必是它能接受的)，而且基于和平解决这个前景，才确认撤出军力和装备(还不是承诺最终撤出，而是间接设立一个目标，朝这个目标的方向靠拢)。最后一句当时是和越南战况挂钩，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和中国军力挂上了钩(当然那时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已经完全撤出，争执的焦点在军售上了)。
问：所以，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是说四届人大“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中美关系“继续得到改善”是自相矛盾的？90年代的高中世界历史教科书更是一点都说不到点子上？
答：我没有用那么强烈的词。但教科书至少在区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上没有什么帮助(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很巧妙地达到了上级领导不好明说的意图了)。
当时中方在谈判中略占上风(至少就那种艰难的内外条件来说吧)，但是无论如何，上海公报不是中方单方面的中央文件，学习领会了它精神，就可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毕竟是联合的公报，美方还有暗藏了很多机关的段落嵌在里面的。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当时周、毛等人确实把中美建交和“解放台湾”等同起来了，他们觉得中美一建交，台湾自然就垮台了。虽然事态没有这样发展，但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是一厢情愿。不过，即使这个可能性成立，依我看，错误也不完全归在与美国隔绝多年的中方，而在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西方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局面下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权力手腕，让周等人先产生了中美关系离建交已经不远的期望，但又迟迟没能力兑现，一拖就是七八年、两三任总统。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四十年前天下就不是几个人能说了算的。
二是，四届人大报告上先说改善关系，再威胁对台动武，制造行文上的矛盾，或者叫张力，以向福特总统传递中央对中美关系发展过缓的不满。这也是可能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美方对中方信息的采集和解读有什么优势和弱点，以及为什么他们不用像我这样只能从字里行间来领会文件精神。
第一百四十二篇
答：谢谢你的建议。如果在某件事上，我有自己的判断，在一开头就明确的说出来。只是美中之间40多年的关系演变，就算不去分析对南北越战、中越边境战争、台湾政经发展、冷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因为我们根据报纸、电视而形成的认识，许多根本性、原则性的认识，就算不是被有意误导了，至少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我直接就撂出个结论，那不和报纸、电视的灌输方法一样了？所以，如果对一些事情，在我查阅过的国内外数万页的资料中都没有明确地综述、总结出来的，那么我尽量标记一下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或推测。如果基於事实，你就可以作出判断，那么也不需要我下结论了。
简略地说，上海公报有其当时的意义，尼克松想从越战脱身，中国面临苏联入侵的威胁，这点从主席请陈、叶、徐、聂四位老帅研究对美策略就可看出端倪，至少他老人家没有请叶群的军委办事组或江青的中央文革去研究吧？历史地看，上海公报的谈判和签订，周、毛略占上风，北京界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早在独立力量在台湾朝野逐渐走向公开化的25年前，就在国际地缘格局上加以限制。这点是大陆民众熟知的。但是对美国方面而言，在三四十年间内逐渐成形、演进却又自始至终保持连续和一致的“一个中国”政策也始于上海公报。不仅国内大多数人不太注意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one-China policy)和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说法。直到2010年7月，我才第一次看到美国官方给出完整定义；以下是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David Shear在一个面对台湾的研讨会上的发言(个别不得不略作改动以方括号标明的词汇，应该不难从上下文恢复出原来用语)：
“通过对话和民间交往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是美国几十年来的一贯目标，两岸关系最近出现了引人瞩目的突破，我认为我们是有一份功劳的，因为我们帮助奠定了建设性的基础。三十多年来，基於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美国一个法案]的‘一个中国’政策成功地指引了我们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们的政策建立在几条简单原则的基础之上。我将这些原则陈述于下：
--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 我们坚持认为海峡两岸的分歧必须以和平方式、根据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
-- 我们欢迎双方作出积极努力，进行旨在缓解紧张关系、增加海峡两岸各种接触的对话。
-- 我们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
-- 我们坚定地承诺履行我们根据[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的法案]承担的义务，包括提供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防卫能力所必需的物品与服务。
我深信，美国历届政府一贯地、不偏不倚地奉行的政策帮助保证了台湾的繁荣并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同时，我们的方针也使我们得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这里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汇)都是几十年间美国国内和世界舞台上各种力量长期较量和折冲的结果。
比如，其中“根据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是在2000年2月下旬，北京对两国论反应激烈，发表白皮书，4天后，克林顿总统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予以解决”。针对90年代末美国国内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主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受欢迎的波动，1998年9月美在台协会主任Richard Bush以华盛顿的一贯信条“只有以民众意愿为基础的政策才能持久”来反驳，克林顿这一基於“意愿”的立场正来源于此。
再比如“欢迎双方作出积极努力”，仅停留在相对消极的“欢迎”层面，而不是积极推动两岸交往，这就和1982年里根的对台六点保证相一致，以后谈到8/17公报时，应该有机会解释。
再比如“我们反对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是2003年当时台湾领导人的政策使小布什觉得意外，而在北京作此宣称，并加上一句：“而台湾领导人的言论和行为表明他可能会愿意作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反对的。”
注意，“反对”在美国外交词汇中是比较强硬的一个词，他们没有“伤害感情”等说法，“反对”意味着要采取行动，而“不支持”则并不意味会采取行动进行阻止。所以这五个原则中所用动词，各不相同，且不能互相置换。
说到这，我们可以再一次借助时间的优势，来审视上海公报了。
我是80年代末在大学时代离开中国的，那时中学文理分班，高中没有历史课。文科的世界历史教材基本写到二战为止。90年代开始十多年间，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中学《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虽几经改版，但其中对上海公报的描述基本没有发生变动：“1972年2月，尼克松到中国举行中美会谈，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确认最终将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这里历史教材中“承认”一词，在教育界曾引起一定争议。如果我们查阅上海公报原文，当时美国离“承认”一个中国的距离还很远。美方有关台湾立场的完整段落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原文用词为“认识到”(英语为acknowledge)，而且认识到的还不是美方自己的立场，而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在公报签署前一晚，一直被姬鹏飞牵制着进行相对无关紧要谈判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才看到尼克松、基辛格批准的上海公报定稿，马上发现了十几处不妥之处，认为需要删除“中国人”之前的“所有”，因为外省人在台湾仅占1/5，其他4/5人未必全部如此认为，而且需要删除“立场”一词，表达仅限于“对此不提出异议”。中方请示毛，毛下令台湾问题一字不改，其他可以商谈。这个段落才没有再次更改，但其他段落又经过大量讨论才最后定稿。
我们不妨对比前面教科书的叙述，简单地从文字上来解读这段公报原文：美方只是对认识到的其他人的一个中国立场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表示赞赏)，它重申它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是说武力解放台湾未必是它能接受的)，而且基于和平解决这个前景，才确认撤出军力和装备(还不是承诺最终撤出，而是间接设立一个目标，朝这个目标的方向靠拢)。最后一句当时是和越南战况挂钩，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和中国军力挂上了钩(当然那时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已经完全撤出，争执的焦点在军售上了)。
问：所以，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是说四届人大“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中美关系“继续得到改善”是自相矛盾的？90年代的高中世界历史教科书更是一点都说不到点子上？
答：我没有用那么强烈的词。但教科书至少在区分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上没有什么帮助(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很巧妙地达到了上级领导不好明说的意图了)。
当时中方在谈判中略占上风(至少就那种艰难的内外条件来说吧)，但是无论如何，上海公报不是中方单方面的中央文件，学习领会了它精神，就可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了，毕竟是联合的公报，美方还有暗藏了很多机关的段落嵌在里面的。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排除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当时周、毛等人确实把中美建交和“解放台湾”等同起来了，他们觉得中美一建交，台湾自然就垮台了。虽然事态没有这样发展，但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是一厢情愿。不过，即使这个可能性成立，依我看，错误也不完全归在与美国隔绝多年的中方，而在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西方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局面下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权力手腕，让周等人先产生了中美关系离建交已经不远的期望，但又迟迟没能力兑现，一拖就是七八年、两三任总统。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四十年前天下就不是几个人能说了算的。
二是，四届人大报告上先说改善关系，再威胁对台动武，制造行文上的矛盾，或者叫张力，以向福特总统传递中央对中美关系发展过缓的不满。这也是可能的。下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美方对中方信息的采集和解读有什么优势和弱点，以及为什么他们不用像我这样只能从字里行间来领会文件精神。
第一百四十二篇
Tuesday, December 6, 2011
问答 [三]
(接上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国际部分占全文四分之一强的篇幅，地位显著。
整个报告，包括标点、换行、换段，共近5800字。报告并没有分节标题，但是前后段落的衔接，尤其是各大部分的承转明显是几经推敲的；以下是粗略划分。开场白：50字；导言：1400字；国内部分的2100字又可一分为二，其中政治部分，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超过1050字，而经济部分，即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接近1050字；国际部分1500字；结束语：700字。
有关国际形势的论述，在导言和结束语中还有概括性的总结，因而无论从篇幅和重要程度上看，都是相当突出的。1974(甚至更早)至1976年间，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都由乔冠华组织起草，乔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临发表前的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当然在外交上只有主席能拍版，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外事口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由邓主持，而乔与江青关系已十分密切。当时周、邓、乔、王海容、唐闻生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但江青、春桥等人“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等锋芒直指邓、周的措辞只渗透进了也是由邓主持编写的经济段落，而外交部分可以说比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主席的思路和格局：世界人民的革命，美苏争霸，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
而且，和此前重大外交政策报告相比，这次在论述上有了一定的进展或者说是突破。战争预警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在表示继续为增进中日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的同时，有关中美关系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於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这和周在1973年8月十大政治报告中向全党解释中美交往，包括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所采用的宣传口径完全不同。十大政治报告中暗指中美关系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於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於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但是，四届人大在有关台湾的立场上，语气略显强硬，从十大的“台湾一定要解放”变成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问：你前面的对比分析，有一定说服力，比如1974年，上海制造“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指责他们洋奴买办。但关于对台立场，是不是有点咬文嚼字了？
答：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对一些事件的认识在不断成熟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里程碑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帮助我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纷乱问题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后面还会围绕这个问题进一步提供史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四届人大这份报告虽由邓主持起草，却连经济部分都不能全盘控制，更不要说政治部分(当然春桥等笔杆子也不完全主导得了政治部分)；虽由周来念，却需要借助不少额外的手段来传递信息；虽然通篇宣称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字里行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毕竟是无法调和的。这些，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这些报告起草的讨论记录，但其中的矛盾之处，不论各方如何妥协、推敲、掩盖(或者有意暴露)，1976年以后，对普通民众来说，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了。
另外，阐述林彪的结局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而文化大革命的继续胜利还不得不依赖当时批孔、反复辟和一年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成功，这些推理，不论行文和逻辑如何严密，今天人们恐怕还是会比较普遍地认为林彪事件分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但是从1975年1月到文革结束，再到耀邦破除许多阻力，人们才理清了一些悬而未决的是非问题，前后耽搁了很久；今天人们也认识到当时那种政治条件给所有人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论他们站在哪条路线上或分属于哪个派别。从我所在的电子信息处理这个行业来看，一个正确的数据，接收时已经被延迟了哪怕一秒钟而这个延滞还没有被引起重视，那么很可能就成为一个错误的数据，如果再基於这个错误数据作出决策，那么就很难保证不会带来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
今天重温三四十年前的史料，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延迟，因为同样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其他地方，也还是相当普遍的。
回到政府工作报告，如前所述，国际部分内在逻辑矛盾比较少，即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再也不敢提了，但并没有构成这部分内在逻辑的自相矛盾。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两个语句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不一致。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40多年前上海公报这个历史性文件的起草、谈判和最后发布。
第一百四十一篇
整个报告，包括标点、换行、换段，共近5800字。报告并没有分节标题，但是前后段落的衔接，尤其是各大部分的承转明显是几经推敲的；以下是粗略划分。开场白：50字；导言：1400字；国内部分的2100字又可一分为二，其中政治部分，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超过1050字，而经济部分，即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接近1050字；国际部分1500字；结束语：700字。
有关国际形势的论述，在导言和结束语中还有概括性的总结，因而无论从篇幅和重要程度上看，都是相当突出的。1974(甚至更早)至1976年间，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都由乔冠华组织起草，乔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临发表前的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当然在外交上只有主席能拍版，用他老人家的话说：“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外事口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由邓主持，而乔与江青关系已十分密切。当时周、邓、乔、王海容、唐闻生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但江青、春桥等人“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等锋芒直指邓、周的措辞只渗透进了也是由邓主持编写的经济段落，而外交部分可以说比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主席的思路和格局：世界人民的革命，美苏争霸，战争的因素在增长，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
而且，和此前重大外交政策报告相比，这次在论述上有了一定的进展或者说是突破。战争预警的激烈程度有所降低，在表示继续为增进中日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的同时，有关中美关系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於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这和周在1973年8月十大政治报告中向全党解释中美交往，包括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所采用的宣传口径完全不同。十大政治报告中暗指中美关系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於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於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但是，四届人大在有关台湾的立场上，语气略显强硬，从十大的“台湾一定要解放”变成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问：你前面的对比分析，有一定说服力，比如1974年，上海制造“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指责他们洋奴买办。但关于对台立场，是不是有点咬文嚼字了？
答：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对一些事件的认识在不断成熟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里程碑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帮助我认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纷乱问题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后面还会围绕这个问题进一步提供史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四届人大这份报告虽由邓主持起草，却连经济部分都不能全盘控制，更不要说政治部分(当然春桥等笔杆子也不完全主导得了政治部分)；虽由周来念，却需要借助不少额外的手段来传递信息；虽然通篇宣称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字里行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毕竟是无法调和的。这些，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这些报告起草的讨论记录，但其中的矛盾之处，不论各方如何妥协、推敲、掩盖(或者有意暴露)，1976年以后，对普通民众来说，也不存在什么秘密了。
另外，阐述林彪的结局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而文化大革命的继续胜利还不得不依赖当时批孔、反复辟和一年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成功，这些推理，不论行文和逻辑如何严密，今天人们恐怕还是会比较普遍地认为林彪事件分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但是从1975年1月到文革结束，再到耀邦破除许多阻力，人们才理清了一些悬而未决的是非问题，前后耽搁了很久；今天人们也认识到当时那种政治条件给所有人带来的惨痛代价，不论他们站在哪条路线上或分属于哪个派别。从我所在的电子信息处理这个行业来看，一个正确的数据，接收时已经被延迟了哪怕一秒钟而这个延滞还没有被引起重视，那么很可能就成为一个错误的数据，如果再基於这个错误数据作出决策，那么就很难保证不会带来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
今天重温三四十年前的史料，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延迟，因为同样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其他地方，也还是相当普遍的。
回到政府工作报告，如前所述，国际部分内在逻辑矛盾比较少，即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再也不敢提了，但并没有构成这部分内在逻辑的自相矛盾。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两个语句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不一致。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40多年前上海公报这个历史性文件的起草、谈判和最后发布。
第一百四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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