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我被邀请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五四农场1973年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还有11个跟我一样的列席代表，也都是从上海不同学校分配去的同届生。我们比那年的知青大部队提前几天下乡去了农场。不带行李，住在场部招待所。
开会的那几天，场部的气氛十分热烈，大会礼堂外的道路两旁有十几面彩旗迎风招展。大礼堂内部的墙上张贴着标语，屋顶悬挂着横幅，讲台上左右两侧各插着四面红旗，中间有一长溜拼接起来的桌子，后面坐满了两排各级领导或是准备发言的先进个人。先是领导讲话，接着是各个连队的积极分子代表发言，交流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会议达到高潮时群情激昂，口号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纷纷跳上讲台，抢话筒表决心，要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
这场面在一两年前学校的大礼堂里也发生过，那时候跳上讲台儿抢话筒的，都热切地表达：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记得当时有个70届的学生头儿，绰号叫“大饼”的，脸红脖子粗，大声嚷嚷着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结果他被分配到黑龙江去了。据说他一年以后回沪探亲与亲朋好友相聚时，泪流满面，追悔莫及。
这是那次大会赠送的本子。搬家的次数多了，为了轻装简从，愚蠢地将过去本子里的白页都撕了，记得这本子有个水绿色印有一小朵苦菜花的塑料书套呢，也给扔了，很后悔～
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列席代表们各自去了12个不同的单位报到。我被分配到了纸袋厂。
纸袋厂生产大包装袋子，如装水泥用、有三四层牛皮纸做的大袋子等。打筒车间是将纸张折成筒状，刷上浆糊封筒。纸袋车间是把纸筒的底部折好，分几层刷上浆糊封底。还有一个小组是调制浆糊的，估计那化学浆糊的成份有问题，在里面干的几个姑娘，有两位先后浑身发出红色的斑点，脸上都是，好长时间都不退的。
我们的宿舍据说是上海市属五七干校留下的茅草棚。我住的那间有八个人，西侧那间屋子大，住了二十多个女生。屋里是泥地，宿舍之间的隔墙上方是空的可以听到隔壁的说话声。
屋里南北墙上各有一扇窗，门朝南开，三张上下铺一溜排开靠着西墙。我的铺位是西北角下铺，紧挨着北窗。北窗底下靠墙横放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简易办公桌，就没富裕地儿放凳子了。北窗东侧，我们的床对面，又是一张上下铺，站了屋子的东北角儿。
推开床前的北窗就能看到，隔开一条绿树相夹的柏油马路，有条和马路平行的两尺来深的沟，沟的另一侧是一片很大的果园。那年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常常独自一人横穿过马路，跨过沟，侧身从篱笆破损处的宽缝中潜入果园，漫步在乳白色梨花的海洋里。梨花刚刚开了没几天，桃树的枝条上也纷纷绽放出粉嫩粉嫩的花瓣儿来，还有树下金黄色的油菜花，三种颜色交相映衬、三种鲜花争艳媲美，令人驻足、徘徊、流连。
我们相对着的上下铺四个姑娘，相处的好像真是一家人。我上铺S，漂亮白净长得小巧，家里经常给带大瓶肉酱、猪油等食物。一袋一袋的纯巧克力是不断的，那巧克力一颗颗的像大衣的纽扣，中间比较厚，但不都是标准的圆，大小厚薄也略有不一。她很大方，每次吃的时候都发给我和对面上下铺每人五六颗。那种巧克力至少我是没见卖的，听说三块多钱一斤，那时我们工资是18块一个月。对面上铺L的大姐是场部的副书记，下铺L的哥哥是场部组织部的干部，曾经跟我四哥一个连队的，他们曾经的关系很好。下铺L也很大方，她的那个装苏打饼干的灰色小铁皮罐子就放在桌上，每次她吃的时候也会给我们靠窗的这几个一起吃。当时苏打饼干好像是两毛几一斤。经常跟她做在一个床上聊天儿，因为我离桌子近，她就让我伸手去取饼干来一起吃。
我小时候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母亲不允许，家里也没那条件，平时的零花钱少得可怜，攒着买歌片、看电影、拍照儿还不够呢。在集体宿舍里，吃了别人的东西，都没想到过也应该买点儿什么与她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并非吝啬，脑子里就是少那根弦儿。
渐渐地好像就习惯了。有一次我真是饿了，当着L的面儿，根本就没想到要问问是否可以，就打开那罐子取出两片儿她的苏打饼干来吃，L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很明显的从此以后她对我就生疏了。L肯定不是小气人，不会因为我吃了她的两片饼干开始不理我，一定是以为我的人品有问题了，我很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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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记录一下，当大队人马来到的那一天，宿舍里新来的姑娘们都兴奋地各自忙碌着，有的家里跟来了一个家长，有个姑娘来了俩姐姐，我四哥也从他的连队赶来帮我安家。一大捆细竹竿子是早就有人抱进草棚屋里来的。姑娘们和亲属们，七手八脚的用竹竿把新蚊帐撑起来，绑在双人床的铁架子上，用漂亮的金属帐勾挂住帐门，铺开新凉席，放好新被褥，新枕头，枕头毛巾、新脸盆，样样都是新的。
我的行李是跟着来农场知青大部队的车托运过来的，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送了个不大的行李卷儿进来，是我的。四哥接过那铺盖卷儿解开绑着的绳子，冷不丁儿的从里面掉下了一双鞋来，一双半新不旧的黑色橡胶底帆布鸭舌头鞋，那年月也只有老年妇女才穿的式样。整个屋子里正在忙碌的十多个人都低下头去看到了泥地上的这双黑乎乎的鞋，又抬起头来将略显诧异的目光投到了我羞红了的脸颊上。我和我四哥都十分窘迫。我母亲给我打的行李中除了几件平时穿的替换衣服外，就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一双难看的黑胶鞋，和一个白色的底部有几片摔掉了瓷、盆边儿生了些锈的小搪瓷洗脚盆。四哥火速赶回连队，拆下了他自己的帐子，拿来了他的大脸盆，使我这小妹有了个属于自己的被蚊帐围着的小小空间。虽然帐子是旧的棉纱已经泛黄，可是很温馨。
当年爸爸厂里规定，有上山下乡子女的职工，可以跟厂里借钱，去外地插队的可以借80多块钱，近郊农场的借41块钱。母亲是借了这笔钱的，但是没用来给我置家当。 记得四哥在农场时，母亲时不时的会托人带糖果、点心、肉酱等东西的给他，我也曾帮母亲将一大盆小带鱼刮鳞、洗净、蒸熟、剔刺、炒干，做成鱼松给四哥带去吃。我在农场的五六年里，母亲没有给我捎带过任何东西，当然大部分的那几年间母亲已经不在上海，去了江西，父亲在那里支援三线建设。四哥在家时，家务事儿属他干得最多，是母亲的得力帮手，他得到母亲的特殊关爱，也是应当的、无可厚非。
四哥那年上调回沪，他拿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就给我买了黄色的全羊毛毛线，从此我有了第一件毛衣。三哥从贵阳回沪探亲时也给我买了大红色的全毛毛线，六哥从西双版纳回沪探亲时也给我买了老黄色的细全毛毛线。我给自己织了几件漂亮的毛衣。别看他们平时不响，肯定都看在了眼里，别家的女孩儿都有毛衣穿，自家的小妹没有。记得我小时候穿的棉袄里面没有毛衣，甚至没有棉毛衫，在学校里的操场上席地而坐，双手抱膝听讲课时，尤其明显。一眼望去，排排坐着的小朋友们的手腕上，棉袄袖子缩上去后露出的都是红黄蓝绿各种漂亮的毛衣袖子，而我露出的是两条光光的小手臂。
第二百四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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