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25, 2014

爸爸 · 往事 [ 一 ]

一百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4年的5月25日,爸爸在北京出生。他23岁大婚那天,母亲后来跟我们说,一长溜喜棚一直搭到了街上。

爸爸一辈子为人本分、淳朴、忠厚、善良,生有五男二女,去世时已有两个孙子,四个孙女,还有一个失联多年的外孙子,可谓儿孙满堂了。

我对爸爸的记忆是零星的,拼凑的,不全的。可惜我只是家中最小的一个,爸爸在世73年间,我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短,羡慕长兄的得天独厚。

爸爸是爷爷的第三个儿子,清末民初家道中落,跟他的开业医生大哥、在日本早稻田留学后任香港《大公报》记者及编译的二哥相比,爸爸就惨了,他只读了高小就出来跟人学手艺了,先是在理发店里学剃头,后来通过爷爷进了他把兄弟儿子开的一家印刷厂学徒。1942年跟着搬迁来到了上海,在日伪中央储备印刷所(后来的国营五四二厂)工作。几年后母亲也带着我大哥和姐姐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一家子住在徐家汇虹桥路一带。

爸爸是个老实人,因为和老板的这层关系,薪水比别人要高得多。当有人问起爸爸拿多少时,他就老老实实地说了出来,结果引发了厂子里劳资双方的矛盾,工人要求加工资。爸爸平时也不跟着老板出去花天酒地,结果躲过了一劫,1950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爷爷把兄弟的儿子就被枪毙了。

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建成后一家人就搬了进去,我也出生在那里。印象中,爸爸下班回家吃了晚饭就是看报纸,那时家里订的是《文汇报》,偶尔也买份《解放日报》。有时爸爸也会带回家《参考消息》看。爸爸多数时间是穿中山装,有蓝色的、有灰色的,穿旧了还是很整洁,有时纽扣松了,刚刚学会针线的我,就会给重新钉上。爸爸的上衣口袋里老是别着一支钢笔和一支电笔,每当看到他用电笔测试什么开关呀、插头、小火表等,电笔会一亮一亮的,我总是揪着心,生怕爸爸会被电着。


据六哥说这是刚刚送走我姐姐去了云南那天拍的全家照。姐姐在校受到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宣传煽动,放弃了学业,自己拿了户口簿悄悄地去报名支援边疆的,母亲知道后很生气,但已是覆水难收。根据我的经验母亲对女孩子管教太苛刻,我小时候看着姐姐的照片都羡慕她,也想有朝一日能远走他乡,不管是天涯海角。结果正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小心自己发的愿。
[2022年2月1日更正:侄女佳佳听她爸(我四哥)说是我姐初二的年纪,1955-1956年的样子去了云南。照片不是送她那天拍的,她在云南想家,全家去拍照寄给她的,所以全家福是1959年拍的。]

就在照片里的这个年纪、这个季节,有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中苏友好大厦参观。记得清楚,是因为小时候很少有新衣服穿,那天我就穿着这身儿鼓鼓囊囊、母亲给做的新衣裳。那花格子外罩是深绿、浅绿、一点点粉黄、和本白几色相间的,那天在展览馆盥洗室的厅里母亲正给我扣扣子时有妇人过来夸那衣服漂亮呢。那天真是玩儿疯了,第一次看到那大喷水池、大花坛、和高高的柱廊,兴奋的我迈开双腿,跌跌憧憧,连跑带爬的上了那数不清的台阶儿,进了大大的屋子。雕花柱子、拱形屋顶、和水晶大吊灯,看得我眼花缭乱。爸爸怕我走丢了,紧紧跟着。进了展示大厅,我立刻就被一个人们都在围着看的、大长方形玻璃柜子里面的小火车给吸引住了。那火车像真的一样在开,翻山越岭、过铁路桥、钻山洞,还呜呜地叫着。有岔道、有路牌、有站台房舍、还有一闪一闪的警示灯、和一起一落的护栏杆子。树木林立花草丛生跟真的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了许多。看着入迷,好久才想起爸爸妈妈,原来母亲还没上来呢,我们透过大窗子往下看,她正坐在台阶儿上歇着。后来才知道,那天母亲很生气,因为我们跑得太快,没等一路上抱着我早已累坏了的她。

有一次我戴着爸的那顶呢子八角帽,站在床上一边雄赳赳地踏着步,一边转着帽檐儿,帽檐儿冲前,嘴里就喊我是陆军!帽檐儿转到边上,叫我是空军!当帽檐儿转到后面,还没来得及嚷出我是海军呢,就被我妈一把摞下来了,说我把床给踩坏了,小哥哥们在一边儿看得咯咯直乐。

网络图片,曹杨四村正面图与平面图

那时的曹杨四村,一排排整齐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隐掩在浓郁的绿荫里,外墙涂的是暖白色,房顶上码着棕黄色的瓦。多数是两个门牌连为一体,也有三个门洞一排的。前院儿里有花有草有树,被修剪成两尺来宽、半腰高、郁郁葱葱的冬青树围着。后院儿围着一人多高的羌篱笆。村子里还有一个围着高大冬青树墙、被称为小花园的街心花园,四周是用石块儿铺的弹格路,石头间缝中的泥土里长着绿草青苔。

网络照片弹格路

每个门牌里上下各住着三户人家,3号和6号是有大小两间的套房。深红色木框的玻璃窗宽敞明亮,楼下的是水泥地,从楼梯开始便都是漆了深红色、略为磨损、干净光滑的木质地板。楼梯上到三分之二处有个平台,南墙低矮窗台儿上有两个摞在一起的窗子,同样宽,下面的中悬窗只有上面对开窗的三分之一高,所以窗子向外开口不大,也就不会担心有人能掉出去。我常常跪趴在那个木窗台儿上望着外边发愣。

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有一个早晨,我又趴在那窗台儿上出神儿,突然间天色就变了,原本大亮的天,一下子就成黑沉沉的夜了,这一突变使那个小小的我胆颤心惊,下意识扭过身来,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影儿!怎么了?!是不是一切都会跟着天大变了!?担着心,我怔怔地伫在那儿恐惧着。过了好一会儿天没那么暗了,隔窗看见我爸从外面回来,上了楼。我睁大了眼睛盯着刚理了发回来的爸爸看了好一会儿,除了头发短了点儿,还是原来的样子,没变!这才放下心来。

三年自然灾害那阵儿我们那里也发了大水,我爸下班回来从齐腰深的水里趟过来的情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小孩子很喜欢发大水的日子,楼下的人家都搬到我们楼上来了,好热闹,母亲还让我们一帮孩子排排坐在地板上着等她给每人发几颗核桃吃。那时还有小木船划过来销售食品,大人们从楼上的窗口用绳子将篮子和钱放下去,再将物品钓上来。那时也经常饿肚子,母亲用秤限量孩子们的饭食,我的最少,爸爸经常在碗里剩下一口饭给我吃。虽然爸爸是八级工有一百多块的工资,但也架不住家里人口众多。

小时候蚕豆上市时节,带壳的大约七分钱一斤,母亲就会买一大篮子回来。白天,家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就留下我一人坐在小板凳儿上剥蚕豆。剥着剥着,空豆壳儿与没剥过的豆不知怎的就混在一起了。等爸爸下班回家拎起一篮子的豆壳儿准备出去倒掉,觉得挺沉的,才发觉里面还有好多没剥过的蚕豆呢。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了我,我只能低着头揉着剥了一天豆的小手指惭愧的一声不吭。

第一百八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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