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二]

问：上次你的回答不到24小时就不见了，如果不介意，能不能接着上次的话题给些案例？

答：这也不奇怪，可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了。第一个案例是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部分，碰巧可以看看周总理在为之鞠躬尽瘁了一生直到临终仍面对险境的体制内是如何周旋的。

有的回忆录把这份政府工作报告归功于周历时数年的精心准备，也有的归功于复出一年多后主持起草的邓。但如果仔细研读内容和文字，并对照同一日春桥所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指导四届人大这两个主要报告以及新修宪法的总纲很明确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另外，和周在1973年8月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相比，“批林整风”一词被“批林批孔”替代，而且在报告的前半部分，从第一小段开始“批林批孔”反复出现七、八次之多。其矛头所指，恐怕没有人比周更清楚了。所以如公开版本所述，周愿意接受“中央的决定”在四届人大上作这个报告，想必是经过一番权衡的。顺便说一句，对於各级干部群众，“中央”无非是指北京的权力核心，而对位於中央顶层的若干人来说，这往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码词，需视上下文而定，比如单指毛或主要指政治局或某个小组。而且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听来，尽可以根据地位不同而自行理解，也八九不离十。

后来，海外一家北京色彩浓厚的电视台专访了在文革期间得到周诸多提携的一位文革前就下乡的女知青侯隽，并披露了一些四届人大的历史镜头。

周的开场白是：“我只念头尾两段，好在今天正式文本已经印给各位代表了，也是经过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特别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审订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周的肢体语言。根据其它记录，周所说的头尾两段并非官方文字的头尾两小段，很可能是没有设章节小标题而以“各位代表！”切分并衔接的报告各大部分中的头尾两大部分。其中最后一小段，是周从座位上站起来、站着念完的。

和周及其手下打过交道的美国谈判官员R. Solomon在培训教材中曾经这样总结：对话中的中方人员经常要向一些不在场的听众发表演讲，包括上级领导(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其指示以表忠心)，也包括政治对手(以不留下任何口实)，甚至还要包括外国元首(以昭示北京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并没有出卖他们的利益)。

我们借助时间的优势可以看出，周看似信口道来，却意味深长地把相当一部分功劳，当然也包括责任，归给了在场的春桥等写作班子成员和不在场、但掌握最终拍板权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恐怕是准备留给历史的，不在场听众范围也就进一步扩大了。

周站起发言的肢体语言，也很明白地告诉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什么是他所要说的，什么是文革结束后被统称为“不实之词”的他不得不说的。

问：从你的叙述，听不出对四人帮们和周总理两者之间有什么褒贬？

答：在被神秘包裹起来的体制内，被别人强加不实之词者和由於各种原因而主动使用不实之词者之间的划分未必就那么分明。请接着看报告的国际部分。

第一百四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