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当班，我的电话铃就会响起，有话没话的跟我说东道西。我不善言辞，也想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基本都是他在问一些有关工作、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吃了吗？还没呢。你在干什么？我边拨打着算盘珠子边回答：算账。他那头一忙就会让我等着，别挂了啊，还嘱咐一句。我有事儿走开一会儿他都不让我挂掉电话。
都说我电话里的声音比较老气，听不出是个年轻姑娘，我也纳闷儿他为什么跟我这儿聊。他的声音倒是很有磁性，象译制影片里配音演员的声音。
至于他以前是否见到过我，不得而知，机会是有的，因为我们捕了鱼，都是在河边现场销售的，在拥挤推搡着的男女老少人群中，有拿着大箩筐的其他连队的司务长，还有不少拎着菜篮子的职工家属。我有时候也会在现场收款、开发票。我不是每回都跟了去的，队里还另有一个姑娘跟去捕鱼，做销售。
有一天D会计说，小S要来队里买鱼了，D会计是本地人，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第二个是儿子。书记、队长之下他是队里三当家的。
电话里跟小S好像很熟了，真的要见面了，心里象是有只小兔子砰砰乱跳。那天上午小S远远的跟D会计在一起，没有到我们的会计室来，我也只在有十几级台阶上的办公室窗子里远远地往平房处看了一眼，也没下去。
想象这玩意儿真的很害人，匆匆的一瞥，想象就被现实给击溃了。当然不是他长得丑，而是我对他的想象太完美了，以至於现实与想象对不上号儿，为此心里好难过。
左下角是一堆渔网，草图绘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
草图近处的平房，坐北朝南，是四间寝室，我和另外三个72届的女生住在第三间里，曾经被我们取名为艳兰芬红别墅，用了每个人名儿中的一个字，还是我提议的，她们也很赞同，还用纸写了贴在门上，后来被老支书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把撕掉了。
平房面对的是蒹葭相夹的夯土防洪大堤，屋后就是随塘河。草图远处，有台阶儿的楼上是会计室，下面的屋子好像是堆放杂物的，不记得有人进出。
会计室里，两张木质办公桌对拼在一起靠着没窗子的西墙，我和D会计面对面办公，他坐南朝北，面向大河，我坐北朝南，面向大堤。靠南墙和北墙各边立着两个上下各有两扇门的木质大文件柜，一个半腰高的立式绿色保险箱。办公桌上有两个硬木算盘、几叠印有渔业队抬头的报告纸、几支木杆金属笔头蘸水笔、和一个英雄牌墨水瓶等办公室杂物，还有队里唯一的一台黑色的手摇式电话机。办公桌旁有个藤编废纸篓。
用了网络照片加上自己画的草图组合拼凑了一张办公室家具图，左边的是浅棕黄色木质文件柜，和绿色铁皮保险箱，右下角是木质办公桌，也是浅棕黄色的。上面有实木算盘，英雄牌墨水，那时的木杆沾水笔做得比较简易，浅黄色。电话机是手摇式的，后来才有了拨盘式的。
办公椅子与藤编废纸篓，椅子靠背画得太厚实，有点儿“笨笨的”
椅子坐的木板面上，还有仿臀部的浅浅的凹陷，会使人坐着舒服，没画出来
椅子坐的木板面上，还有仿臀部的浅浅的凹陷，会使人坐着舒服，没画出来
自此有好一阵子小S的电话不再打来了，也许他把我也想象了太好因而失望？不得而知。依稀记得《小城春秋》里有这样一句话：见面的次数多了，不见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们是通电话的次数多了，不通电话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后来接到一个在纸袋厂食堂工作的男生Z打来电话，说请我回去一次，有个人要见我，去了才知道是小S。时过境迁，这次就没有什么隔阂与顾虑了，我们三个像老朋友一样在那儿打了一会儿乒乓。至于他们俩怎么会是朋友，是过去的老同学？还是上海的老邻居？不得而知，也没想到问问。闲聊中提到了我将要回上海去一次，小S说能帮我搭个车。
能搭到车回上海是很不错的，省钱还快，往往都是那种与市区有货物运输往来的单位才有这个便利。其他人想搭车就要托那些单位里认识开车的帮忙，或者自己去碰运气，等在有车的地方求他们捎带上。以前跟队里其他几个同伴一起搭过两次车，坐在堆满货物的大卡车的后车斗里，挤在货物缝隙中，或是坐在东西顶上，一路上风特别大、浑身受冻，车兜的挡板才一尺多高，不拉住捆绑货物的粗大绳索还很危险，每次搭车的人还不少，起码十来个，到上海后，个个都是蓬头垢面的。但奇怪的是到了市区就要下车了，心里反到泛起一阵怅惘，最好就一直这样坐下去。
那个食堂里的男生Z，72届，面目清秀，书生相，有些腼腆，我们平时只是在食堂的小窗口，买饭、卖饭时有接触，说的只是，买二两米饭，一客炒三丝什么的。但唯有一次，在一个和风拂煦的傍晚，我正与后来当了上影厂演员的C一起在我们纸袋厂门口散步时，Z走过来说他有件事儿求我。说他自己已经将被子拆了、洗了但是不会缝起来，问我是否能帮他缝一下被子。当时C扭过头来，睁着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一骨碌往上转了大半个圈儿，做了一个表示不解的表情，我自己也纳闷儿着呢。我俩一起跟着Z去了一间食堂边儿的屋子，不是寝室，中间有一张平铺着的芦苇杆帘子，帘子是放在四个高脚长条板凳上的。帘子上已经平平整整地铺好了洗干净了的被里儿、棉胎、被面儿，我取过他准备好了的长长的缝被子针和线，给他缝上了被子。
用芦苇杆编的帘子局部图，图片取自网络
去搭车的那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走到干校大约半个多小时的路，天才蒙蒙亮我就到了机房，那是唯一的一次单独与小S见面，机房在二楼，屋里灯光很幽暗，有几个插满了电话线的大立柜，打蜡木地板。
人工电话交换台，照片取自网络
人工电话交换台，照片取自网络
我静静地站在小S工作台右边，有一步之遥的北窗左侧，实木窗框，窗台儿才膝盖高，透过明净的窗玻璃看着外面三四十米开外，一盏昏黄的路灯下，正在被装卸货物的大卡车，等待着搭那车回上海。
小S在总机转换台前忙过一阵问话、接线、拔插头，便放下耳机话筒，轻轻地走过来站到了我身旁，他站在我的右后侧，离得是那么的近，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有感觉地与异性站得这么近。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被男性有意无意地碰挤是另外一马事儿，无意的不会有感觉，缩一下身体就行，故意的会令人产生反感，浑身紧绷着本能地想要躲开，躲不开的就用书包挪到中间或是把胳膊肘杵向身后以自卫。
而此时此刻我被他刚阳的气息包围着，虽然没有任何实体的接触，却令人感到思绪飘飘然抓收不住、身子软绵绵摇摇欲坠，我用仅存的一点理智把持着没有将身子倒下去。只几秒钟的时光好象过了很久，内心便由最早生出的些许朦胧的期盼，转成因为什么也没发生而带来的一丝丝的幽怨。好在屋里屋外还很暗，这瞬间的尴尬被掩饰了。
那天坐的就是这种上海的四吨大卡车
这次我坐进了方方的大车头里，连司机带装卸工一共四个男性青壮年。我坐在司机后面靠着车窗，一路上很安静，他们之间也没有多说话。那天车还不是直接去上海市区，他们先去了金山，和其它什么地方装卸货物，都是荒郊野外人烟稀少的去处，我一直有着莫名的紧张，不由得产生过后悔搭车和其它恐怖的想象。本来四个小时的路程，被延长了两倍，到市区已经是天黑了。谢过了他们几个工人师傅，再辗转坐公共汽车回家。
又是好久没有小S的电话了，终於强忍着心里的慌乱拿起电话，对方已经不再是他的声音了。后来婉转地，装作若无其事地跟D会计打听了一下，D会计说小S早就被调走了。去了什么地方我也不便打听，终究是连手也没碰过的呀。但又一想，毕竟电话里是熟人了，走了招呼也应该打的吧。
再后来，在1974年10月21日那天，我与队里的几个姑娘摸黑上路，走了18里地去了一趟奉贤县的县城。就在将要进城时，天刚麻麻亮。
快进城了，电线杆子上的电线也开始四通八达了，照片取自网络
电线杆上的接线员，照片取自网络
再走几步路一个拐弯儿，县城外围的房舍出现了，正在这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工作人员正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子上接电话线，走近了抬头一看，呀！正是小S哎，心里一咯噔，脸上陡然发烫。他也看到了我，但是我们都没招呼对方。毕竟以前没有见过几次，再加上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我略有踟蹰，但没有停下脚步，紧接着又怀疑起是不是看错人了，电线杆子也挺高的，犹疑着跟着姑娘们继续往前走去。
我们是第一次去县城，在那窄窄的、质朴的古街中穿行，下馆子吃饭，第一次聚餐，感觉一下子长大了。记得我们几个每人要了半块儿冰砖，当时几乎所有店家里卖的都是上海的光明牌冷饮，整块中砖四毛二，那时候经常买半块吃，营业员就将一块冰砖连着蓝色纸盒一切二。后来也有半块中砖的包装了，包装纸薄薄的、半透明。
中砖，照片取自网络
那天我们的冰砖化了，用勺擓着吃，浓浓的奶香味道好极了。我们点了七八个菜，菜单上有一道叫跑马蛋的菜四毛几分一份，好奇，也要了一份儿，原来是一只打散了的鸡蛋在油锅里划散开来变得蓬松鲜嫩，也好吃，只是觉得贵了一点儿。
1974年10月21日
那天我们还去了丰城照相馆拍照、穿的是另外一个姑娘自己织的毛衣，记得那花样叫西瓜皮或是太阳花，那一道道的像太阳光芒四射。我在布店里买了一块红白两色，菊花图案的尼龙丝面料，拿回上海在当时南京路上最有名气的“朋街女子服装商店”里做了件燕子领短袖衬衫。穿上身才知道，尼龙丝面料很闷，不透气，远不及棉布来得舒服。
1978年7月高考复习中，穿的就是那件燕子领尼龙丝面料衬衫
第二百五十四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