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我作为73届的学生代表，在别人下乡前就参加了场部的大会，也许因为我档案袋里的好评语，一进厂就被指定为纸袋车间的副主任，还兼任工会里的一个什么职务，但是自己觉得，除了工作认真、手脚麻利、干活儿快，我根本就没做过什么特殊的事，车间里都由另外两位主任罩着。搞生产的L主任72届的男知青。抓学习的G主任是位老三届，我们叫她阿C。
我还被指定为民兵干部，除了找过一位女生谈过话，就没做过其他什么民兵干部的工作。那位女生经常夜间用收音机收听短波米国知音。这在1974年算是比较严肃的政治问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今我自己却也经常上网看这个台的新闻节目。
这张照片是农场几个不同连队的民兵干部去县里参加几天集训的留影，我在第三排右数第二。记得用真枪打了靶，成绩不错，子弹颗颗中靶，十环没打到过，八九环还是有的。那几天我们特别喜欢唱《打靶归来》那首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后来听说前排左二，第三排左一和右一都当了兵，这三位的长相都相当漂亮端正。
阿C对我很好，经常替我准备好了四暖瓶的热水，让我拿着钥匙自己去她家洗头。平时洗头从食堂打两暖瓶热水算是奢侈的了。她家住在另外一个队里的家属区，走路来回大约二十分钟。有一天据说晚上会有好几级的台风，她丈夫正好又带着六岁的儿子回了上海，一个人住着怕，就叫我去她家住一晚。
果不其然，躺下时窗外已经是乌云密布，雨打玻璃哒哒作响。后半夜雨越下越大，在哗哗的雨声中入睡感觉很温馨。沉睡梦乡的我俩，在深更半夜里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惊醒。随即，一股凉气从头顶逼过来，直接钻进了被窝儿，雨水瓢泼似地就浇到了脸上。我一骨碌爬起来，正好一个闪电的强光打进漆黑的屋里来，才发觉我们其实已经是睡在露天里了，床头的北墙已经倒塌。赶紧跳下床来，与她一起抱起床上的被子、被褥、和枕头往屋里淋不着雨的地方搬。
灰蒙蒙的雨夜中，面对北墙上硕大的窟窿，阿C显得无助无奈地流起了眼泪。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却忍不住笑将起来。不是笑她软弱，也不是幸灾乐祸，我就觉得这事儿--雨夜里土坯墙轰然倒塌，电闪中睡梦人骤然跃起--太有意思了。根本没想过，如果头上的屋顶也跟着一起塌陷下来的后果。奇怪的是，我好像很享受这样的惊险经历。天亮后去厂里，一路上有好几棵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
后来，我一个人又被派到打筒车间干了一些日子。不同于纸袋车间的折叠袋底、分内外两次刷浆糊封袋底，这里是前一道工序，将纸张做成袋筒状。先是将一厚叠，按照纸袋尺寸裁好了、外层与内层都配好了的牛皮纸(一般一个大纸袋有四五层牛皮纸)抱到大长桌上，微微卷曲着在桌子一端用力一顿，卷曲一点儿能使纸与纸中间有空隙，有空隙才能顿齐。顿齐了后平展开在桌面上，用一个小竹板子在右侧刮几下，使那些纸边之间错开一个手指宽的距离。如此这般，反反复复的抱纸、顿放、展开、错位，一会儿桌上一叠一叠的就摞起了厚厚的一层牛皮纸垛，中间鼓起有一尺多高。
把纸整理好后，在右侧一边刷上浆糊，使最上面一叠纸右侧的每条边都沾了浆糊。在浆糊干之前要迅速地把纸折成压扁了的筒状，(有一块硬板纸放中间为依据，保证每个纸袋折叠的一样宽)。十个手指分别插在两边的各层牛皮纸中间，往中间拽紧，像洗扑克牌一样，快速灵巧地将纸边一对一地粘住，用手顺着接缝一摩挲，这袋筒就封好了。抽出硬板纸，把糊好了的袋筒码放在一边，再接着做下一个袋筒。每刷一次浆糊，可以连着做十多个袋筒。一般右手都戴一只剪掉了指头的破手套，这样手指尖可以灵活地工作，摩挲纸缝时手掌不会被弄疼，长此以往手套上就结了层浆糊、刚戴上去的感觉是，潮答答、冷冰冰、硬邦邦的。
在那里跟一位也姓G的老三届知青关系不错，她经常请我去家里做客。她家也在阿C住的家属区，前后排的位置。每次去都会路过阿C的家，心里感觉挺别扭的，好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匆匆走过，头也不敢抬。因为这两家不来往，倒不是谁说了谁的坏话，也许是日常工作、生活中没有交集的缘故吧。但我的感觉像是背叛了阿C，这么多人中，她只对我一个人那么好，同事们都是看在眼里的。我越是觉得对不住阿C，就越不敢见她。
去G家次数多了，渐渐的也就无可奈何地疏远了阿C。明明知道这是我做得不对，我不懂得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也不知道怎么去缓和。阿C嘴上没说什么，猜想她一定会对我有些失望的。
最后一次去的是阿C家，那是离开了纸袋厂之后了。她们两家都搬进了同一栋二层楼的新公房里。门对门，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 这次我又像做贼似地溜进了阿C的家。G家的门也是敞开着的，估计他们也看到了我进了这屋儿。瞧我这人做的！真是无地自容了。
阿C去北京时在颐和园石舫前拍的照片，1970年代初
在纸袋厂的时间只有八个月，厂领导就找我谈话，说场部要调我去渔业队工作，当出纳员，兼团干部。
从小时候起，被单独挑出来，派去某项任务，大多是被选作“重点培养”的对象，还被冠上一些“头衔儿”，参加别人想去却落不着去的活动。然而这种“培养”没有一次是成功的，我性格内向、胸无大志、缺乏领导能力，而且根本对仕途不感兴趣，说不感兴趣是有意识的，应该说是连想都没想过。表面上看似稀泥糊不上墙，但兴许是被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看护着，防止我误入歧途呢。
记得还有一次在中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一个人被调到区教育局举办的某个展览会做了两三星期的讲解员。每天在有好几排展板的大厅里，接待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讲解员应该是落落大方面对观众、清晰讲解、娓娓道来的，而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红着脸、扭着头、侧着目、拿着一根细竹竿，指点着展示图片和内容，机械地背诵讲解词，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十分拘谨。
每当被单独调去参加这样那样的活动时，内心里会有那么点儿朦胧的得意，后来才知道是滋长了不该有的虚荣心。
但这次被单独调离纸袋厂去了渔业队后，我却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因为在工厂工作，相比其他农业连队里的工作来说，轻松、干净、不用被太阳晒、被海风吹，着实令多数在农场里的人羡慕，比在河里拉网捕鱼要体面得多。
自我推测为什么被调离：
[1] 尸位素餐。
[2] 脱离实际。
(a) 刚到厂时，领导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的开场白竟然是“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那可是在1973年呐，哪儿来的先生女士？！】
(b) 我蚊帐里用来挂小东西的绳圈儿上，夹着一叠抄着名言警句的浅黄色有线条的记事卡片。有个比我们早来一年的团干部，她坐在我的床沿伸手取下来看，当看到其中“既然思想的激流已经到了悬崖峭壁，那么再前进一步就会变成壮烈的瀑布”“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题名时”“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辉”“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等句子时，脸上露出了不肖之色。
[3] 也许是那两块饼干惹得祸。
大约1974年秋，在奉贤县的奉城照相馆拍的
贴过一张戴着平光眼镜儿的照片，网友祁岩说有苦相，他的原话是：“这张少女眼镜图看上去有些苦啊，苦的还挺端庄用力”。
说到苦相，估计那时，刚从在那个时代、那个境界中令人羡慕的纸袋厂，调到无人知晓的渔业队，心里有点儿落差吧，没有城府的我，什么都挂在了脸上。当时尤其不愿意跟队里的支书一起去场部开会，在大组讨论会上，在一拨能说会道的各个连队的头头面前，他那饱经风霜憨厚老渔民相貌和不善言辞的木纳，另我在边上如坐针毡，抬不起头来。其实他是相当令人尊敬、本分、朴实、忠厚、善良的长者，是我自己虚荣心造成的苦相。
这副眼镜儿还是跟当时的好友Y借的。Y很漂亮，高挑清秀，梳两条齐肩短辫子，优优雅雅的很文静，我跟她一起走在路上，人们回过头来都是看她的。她父亲是上海军队某部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她曾送我一件两个口袋(士兵服)的草绿军装，是她哥哥的。她自己穿她父亲的橄榄绿军装有四个兜(军官服)。那时候穿军装很时髦。后来她顶替母亲的工作回沪，我也考回学校读书，就失去了联系。大约三五年后，有一次在南京东路上海戏剧服装用品商店里，隔着柜台看到了她，当时她与她的母亲在一起，她也看到了我的。那时候的人都很拘谨，多年不见的生疏，双方脸上都带着些许的惊讶与矜持，便没了上前相认的勇气。很后悔的呢。
几十年过后，慢慢地才体会出来，其实这次的单独去渔业队，是我人生道路上重大的一步。工作轻松，不受朝九晚五的束缚，几乎顿顿吃鱼，一毛钱一大碗儿，补足了我成长发育时期的营养需求，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在需求营养的阶段。
食堂工作的姑娘比我低一届，通常将一筐刚刚从河里捕上来的活鱼，洗干净剁成两段儿，倒进土灶的一个大铁锅里，加点水，盖上个油腻腻、变成褐色的大木盖子，绕到炉台儿后面，那里有半屋子的干树枝和劈柴，抓把干树枝撅吧撅吧送进炉膛，噼噼啪啪地一阵爆响，炉火正旺，眼镜片儿里反射着熠熠火光，青春白皙的脸庞被映得通红。双灶的另外那个大铁锅里正焖着米饭，炉膛里已是文火。不一会儿烧鱼的大锅里就咕嘟咕嘟的了，热气从锅盖缝儿里冒了出来。姑娘掀开沉沉的木盖儿，清瘦的身子往后一让，眼镜儿却早已模糊了。汽水顺着盖子往下滴的同时，一团蒸汽冲上屋顶。这时总有几只生活经验不足、停在屋顶上取暖的倒霉蛋儿复眼昆虫，会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垂直掉了下来，一头栽进了滚烫的锅里。姑娘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儿，重新戴上。习以为常地拿起勺或筷子将烫昏了的飞蝇逐个挑出去，往锅里倒些酱油，盖上盖儿，这锅鱼再滚一滚就成了。烧法简单，却原汁原味儿，好吃！
我们傍水而居，辛勤劳作，简单清贫并快乐着。站在夯土大堤上放眼望去，满目的萋萋芳草、苍苍蒹葭，一直连到白茫茫水天一线的杭州湾。芦花荡漾时节最为令人销魂，整个身心都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大自然。
第二百四十三篇
